曾左的友誼與破裂

 

唐浩明
　　

編者按：唐浩明先生的歷史小說充滿濃郁的湖湘氣息，體現(xiàn)出明顯的湖湘文化精神。他的作品一方面褒揚經(jīng)世致用，反對清議空談，表現(xiàn)為“學為蒼生”；另一方面，于事功之外，主張修身、守靜，強調(diào)“含雄奇于淡遠”。儒家文化的“外王”與“內(nèi)圣”，湖湘文化的“經(jīng)世致用”與“心性修煉”在小說中得到了完整詮釋。鑒于左宗棠對新疆的發(fā)展與祖國的統(tǒng)一有突出的貢獻，特邀請?zhí)坪泼飨壬鸀樾陆骷野嗪秃现星嗄曜骷野嘣诿珴蓶|文學院講授《曾左的友誼與破裂》一課。本文以其獨到心得見解史實，深刻透徹地分析了曾國藩與左宗棠的合與分的背景與根源，詮釋了曾國藩與左宗堂的文韜武略、進退寵辱、人生態(tài)度、人格學養(yǎng)，再現(xiàn)活生生的歷史和文學形象。
　　
　　近百年來中國人尤其是湖南人，習慣將活躍在十九世紀后半葉的風云人物曾國藩、左宗棠并列稱呼，簡稱曾左，如毛澤東青年時期就常常在文字中將曾左并列：“曾左，吾之先民；黃蔡，邦之模范。”《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講堂錄》）。曾國藩、左宗棠的確有許多值得并列說一說之處，他們猶如晚清軍壇政界上兩顆耀眼的雙子星座，在那個混亂衰敗的時代里令無數(shù)人仰望崇敬。他們曾經(jīng)是一對親密的戰(zhàn)友，但后來卻又老死不相往來。他們的友誼與破裂，是百年來曾左話題中最令人感興趣的內(nèi)容。
　　
　　一、曾左友誼
　　曾國藩，湖南湘鄉(xiāng)人，清嘉慶十六（公元1811年）年出生。左宗棠，湖南湘陰人，嘉慶十七年出生。曾左二人的接觸，最晚也應(yīng)該在道光十五年的北京會試期間。在此之前，曾忙于在湘鄉(xiāng)應(yīng)付秀才與舉人的考試。經(jīng)過七次秀才試，在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考中秀才，第二年即道光十四年中舉。左則是在二十一歲那年即以納資的方式成為監(jiān)生直接參加舉人考試，并一舉而中。第二年，即道光十三年，左進京會試告罷。道光十五年，左再次進京參加會試。此時，曾也以甲午科舉人的身份進京會試。同為湖南舉子，應(yīng)該有見面的機會。三年后，兩人又同時參加戊戌科會試。這一次，曾高中進士點翰林，左第三次告罷。按常理，也會有見面的機會。但見沒見面，現(xiàn)今已找不到文字根據(jù)。不過彼此都會知道對方，這一點應(yīng)該是毫無疑義的。從那以后，一個在朝廷一路順利地做官，一個在湖南做普普通通的教書匠，未見兩人有什么交道。
　　兩人之間的密切交往，應(yīng)該是在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底的長沙。此時曾奉命出任湖南團練大臣，左則是在這年八月，太平軍圍攻長沙最危急的時候“縋城而入”。二人辦的都是對付太平軍的事，自然交往密切。曾氏咸豐三年正月給胡林翼的信說：“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xiāng)枯瘠于萬一。”蓋當時實情也。那時，就分工來說，曾在一線練兵打仗，左在二線籌款籌糧，二人配合默契。
　　咸豐四年四月，曾親領(lǐng)八百陸勇、四十條戰(zhàn)船到長沙城外靖港與太平軍交戰(zhàn)，不到一頓飯的工夫，水陸俱敗，曾氏率殘兵敗將逃到長沙，停舟橘子洲畔。曾氏心情沮喪，對自己的無能很是羞愧。他在船上給朝廷寫完遺折，趁半夜無人，跳進湘江自殺，幸而被貼身衛(wèi)士救起。第二天一早，左宗棠聞訊，即悄悄出城來到江邊曾氏的船上。見曾氏氣息微弱，身上穿的單薄短衣上還留著泥沙痕跡。左安慰曾，說事情尚可為，剛起兵就自殺，不合道義。曾氏睜大眼睛不著聲，只是在紙上書寫火藥、軍械的庫存數(shù)，請左代為檢點。在長沙滿城都在看曾氏兵敗的笑話時，左宗棠能來船上看望，并鼓勵他繼續(xù)干下去。左的高情厚誼無疑給曾以溫暖。
　　然則二人相處，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世傳曾左之間的芥蒂最先緣于募捐。因軍餉緊絀，湘軍創(chuàng)建初期，強迫大戶人家出錢資助。原兩江總督陶澍號稱三湘名宦，陶家自然首當其沖。據(jù)傳湘軍曾以粗暴手段威逼陶澍之子陶桄，而陶桄乃左的女婿。此事一定令左不快。多年之后，曾在與心腹幕僚趙烈文聊天時，證實了這件事：“起義之初，群疑眾謗。左季高以我勸陶少云家捐資緩頰未允，以致仇隙。”不過，這件事對曾左之間的關(guān)系似乎影響還不算大。初期曾左之間最明顯的一次不愉快，發(fā)生在咸豐七年二月，曾回籍守父喪一事上。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曾氏之父病逝于湘鄉(xiāng)老家。十一日，曾氏得到訃告。他立即向朝廷奏報此事，不待朝廷批準便擅自回家。曾氏此舉引來不少詰難與指責。歐陽兆熊說：“咸豐七年（曾國藩）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后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謂然。左恪靖在駱文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嘩然和之。文正亦內(nèi)疚于心，得不眠之癥。先是，文正與胡文忠書，言及恪靖遇事掣肘，侈口謾罵，有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從這年三月六日左給曾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左對曾是如何肆口詆毀的。左一開頭便指責曾不待朝廷批準擅自回家奔喪是不對的。因為此時曾的身份是軍事統(tǒng)領(lǐng)，做的是“金革之事”，與五年前的鄉(xiāng)試主考的身份大不相同。接著又批判曾對自己在江西“過多功寡”的辯護，義正辭嚴地指責曾：“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為而奉身以退。”再接下來，又奚落曾：你再出不出山，我不知道，你出山后有用無用，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不等朝廷的批復就回家，這一點就做得不對。
　　曾心里本有著大痛苦（仗未打好）大委屈（朝廷不給地方實權(quán)，無法籌糧籌餉），而左不知安慰，還這樣以大道理來壓他責備他。曾如何不惱怒不傷心！他拒絕回信。不過，曾守父喪這段時期，也是曾的思想經(jīng)歷大轉(zhuǎn)變的時期。他接受朋友的勸告，認真研究老子與莊子。從《道德經(jīng)》《南華經(jīng)》里悟出了順其自然、以柔克剛的大道理。通過一年多的反思與檢討，曾終于完成了學理修持上的從法家到道家的轉(zhuǎn)變。他一改過去剛烈過分、急于求成的心態(tài)，向圓融、變通一路轉(zhuǎn)化。咸豐八年六月，曾再次奉命出山，剛一到長沙，便去拜訪左，并自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聯(lián)，請左代為書寫。左也很高興地答應(yīng)。曾左交歡如初。
　　兩年后，曾與左有一段生死之交，事情起于著名的樊案。
　　時任湖南巡撫的駱秉章在他的自訂年譜中是這樣敘述樊案的：永州鎮(zhèn)總兵樊燮聲名惡劣，同在永州的文武官員及屬下兵士都對他有怨言。駱在咸豐八年進京陛見時參劾樊的劣跡。朝廷將樊交部嚴議，即行開缺。接下來，駱又參樊貪污公款的罪行。朝廷下旨，將樊捉拿，交駱嚴審究辦。樊不服，向湖廣總督及都察院告狀，聲稱是永州知府勾通左宗棠的陷害。朝廷于是命湖廣總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事情牽連到左宗棠，他因此事于咸豐十年正月離開湖南巡撫衙門，北上參加會試。
　　有野史記載，左因討厭樊的人品，對樊極不禮貌，公然罵樊“王八蛋”，叫他“滾出去”。左不過一師爺而已，竟敢如此對待身為二品大員的樊總兵。這令朝廷很憤怒，故而咸豐在樊的告狀折上親批：湖南巡撫為劣幕把持，若查明屬實，將左宗棠就地正法。如此，這件事對左來說便很嚴重?；实蹖⒊⒅贫瓤吹酶?，且不管這場官司是駱有理還是樊有理，只要坐實左是這樣罵了樊，左就會被殺頭。所以，左宗棠不得不出逃。
　　左在走到襄陽時，被胡林翼的信止步了，轉(zhuǎn)而來到曾國藩的安徽宿松軍營。曾聞訊，派專人去英山迎接。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六日，左來到宿松。曾氏當天日記說：“未正，左季高、李次青二公到，暢談至二更盡。”可見，曾對左之到來，所取的態(tài)度一是重視，二是熱情，一點也沒有顧忌到左當時是惹皇帝生氣而要嚴辦的身份。
　　就在這段期間，胡林翼、郭嵩燾、王闿運等人在極力營救左。他們不但自己出面，還疏通肅順、潘祖蔭等朝廷中強有力的人物從中斡旋。據(jù)說潘祖蔭的那道著名的保折，就是郭嵩燾用重金換來的，其中“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兩句話，已成為傳誦久遠的近代文人佳句。此時曾氏也以湘軍統(tǒng)帥的身份上了一道保折，稱贊左“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以當時曾氏被朝廷倚為長城之身份，這份折子的份量自然非比一般。
　　左宗棠在曾氏軍營住了二十三天，從曾氏日記中可知，他們幾乎每天在一起暢談。談什么？《曾國藩年譜》中說：“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原來，此時東南戰(zhàn)場正處在一個關(guān)鍵時期，一個因軍事大變故導致的政治大變動正在醞釀之中。
　　咸豐十年三月下旬，太平軍一舉踏平江南大營，乘軍威全力南下，將蘇南丹陽、常州、無錫、蘇州、江陰、昆山全部收入囊中，江南大營主將和春、張國樑死在逃亡途中，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城逃命，江蘇巡撫徐有壬城破自殺。清朝廷在江南的整體部署被完全打碎，在四顧無人的狀態(tài)下，只得調(diào)整多年來所實行的對待以曾氏為首的湘軍集團又用又疑的政策，轉(zhuǎn)而更多地信任與依賴。左宗棠恰好在這時客居曾營，他在對曾氏分析時局時預見：江南大營破了是好事，膿包穿破后，轉(zhuǎn)機反倒會很快到來。這是天意，天意不可違。果然，左宗棠離開軍營十天后，曾氏收到湖廣總督官文寄來的咨文，得知朝廷已任命他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很快，曾氏又收到朝廷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wù)的上諭。
　　左宗棠隨即在長沙招募五千人，號為楚軍，開赴安徽，投身以曾氏為主帥的東南戰(zhàn)場的最前線。左的軍事長才由此得到充分的施展，從那以后戰(zhàn)果累累，威震天下。
　　一旦擺脫客寄虛懸的尷尬局面，曾國藩也便從困境中走出，開始走向坦途。一年后，咸豐去世，慈禧上臺，加大了對曾氏及湘軍集團的倚重，提升曾氏為協(xié)辦大學士，節(jié)制兩江及浙江四省，凡蘇、皖、贛、浙四省包括巡撫、提鎮(zhèn)在內(nèi)的所有文武官員一律由曾氏節(jié)制。曾氏的權(quán)力達到一生的頂峰，曾左的合作也達到一生中的最為親密的階段。曾氏保奏在浙江打仗的左宗棠有“獨當一面”之才，可以獨任浙江軍事。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五十歲的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撫。
　　從咸豐九年底的布衣出逃，到咸豐十一年底官拜巡撫，短短兩年間，左宗棠經(jīng)歷過一場少見的人生巨變。這場巨變發(fā)生在左的身上，折射出官場的迷離與吊詭，當然，也見證了曾氏對左的情誼以及左的超凡絕倫的才干。一年零四個月后，左升任閩浙總督。長久壓抑的左宗棠，到運氣來了的時候，其青云直上的速度，也令世人驚艷不已。
　　曾左攜手合作，東南的軍事進展順利。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十六日，南京被曾氏親弟國荃統(tǒng)率的吉字營攻克，他們所共同盼望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令所有人都不曾預料到的是，隨著這個大勝利的到來，曾左之間的友誼頃刻間便從頂峰跌到谷底。

　　
　　二、曾左破裂
　　南京打下后，曾氏兄弟向朝廷報捷，說幼主積薪自焚，逃出去的六七百人，也被追兵在湖熟鎮(zhèn)全數(shù)斬刈，未留一人。但是幼天王洪天貴福其實并沒有自殺，而是在一支人馬的保護下從太平門缺口中沖出去了。七月初六日，左宗棠將此一發(fā)現(xiàn)奏報朝廷：“昨接孝豐守軍飛報，據(jù)金陵逃出難民供，偽幼主洪?，櫽诹露蝗沼蓶|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左的這一奏報，無異于是在說曾氏欺君，罪名不小。在沒有確鑿事實面前，曾氏自然不能接受。七月二十九日，曾氏就此事向朝廷作答：一是逃出去的人馬不會很多，頂多不過數(shù)百人。二是“賊情詭譎，或洪?，檶嵰焉硭?，而黃文金偽稱尚存，亦古來敗賊常有之事”。三是杭州克復時逃出太平軍十萬之眾，并未遭到糾參，故請朝廷不要參辦曾國荃。
　　曾國藩的不承認，尤其是反過來指責左，這令左很惱火。九月初六日，左宗棠上奏，聲稱杭州逃出十萬之眾之說毫無根據(jù)。并說南京與杭州兩城不能并列：南京早已合圍，杭州并未合圍；城破后，南京捷報上稱誅殺凈盡，杭州捷報上說明首領(lǐng)已逃出。左嚴辭辨白：杭州一事，即使有人要參劾，也找不到參劾的理由。接下來，左對曾的這種態(tài)度嚴厲指責：“因意見之弊遂發(fā)為欺誣之詞，似有未可。”一個多月后，洪天貴福在江西被抓。事實證明，洪天貴福“積薪自焚”一說是錯誤的。
　　曾左之間的這場爭論，導致的結(jié)果是兩人從此失和，直到同治十一年曾氏去世，八年之間互相不通音訊，私交完全斷絕。這樣兩個在當時聲望極大、地位極高的湘軍首領(lǐng)的絕交，自然會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與議論，也為曾左共同的朋友們深為挽惜，不少人試圖從中勸和。王闿運在存世的《湘綺樓日記》中多次提到他勸曾氏與左復和的事。曾氏對此雖不反感，甚至在左與郭嵩燾的交惡中還替左說話，但他畢竟沒有主動邁開和好的步伐，這真是令歷史遺憾的事情。
　　事過一百多年了，我們重提這段往事，平心而論，曾負左占十之三四，左負曾占十之六七。
　　在江西期間，曾作為統(tǒng)帥在前線作仗，左作為后勤統(tǒng)領(lǐng)在湖南籌餉，左為曾籌餉高達二百九十萬兩。湖南是一個窮困的省分，能擠出如許多銀子確不容易，所以后來王闿運在光緒年間寫作《湘軍志》時為之感嘆：左生對江西貢獻很大。但曾的仗沒有打好。在江西可謂是屢戰(zhàn)屢敗，水師遭人腰斬，老營經(jīng)常被人包圍，又與江西官場鬧不團結(jié)，很窩囊。曾氏本人也認為自己很無能，是個通國不能容的人。父親死后，他不顧身負重責，不待朝廷批準，便私自回家奔喪，內(nèi)心深處，也是有點想扔掉江西這個爛攤子的想法。這是曾負左之處。
　　左所統(tǒng)率的楚軍縱橫贛浙，大量消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收復朝廷在這兩省的失地，使曾國荃包圍的南京不斷減少外援和供給，逐漸變成一座孤城。無論是作為朝廷所任命的東南戰(zhàn)場的最高統(tǒng)帥，還是作為曾氏家族的兄長，曾國藩都應(yīng)該感謝為他的事業(yè)做出巨大貢獻的左宗棠，即便左宗棠說過一些過頭話，曾氏也不應(yīng)負氣絕交。這是曾負左的第二點。
　　作為多年相交的老朋友，曾對左的個性應(yīng)是非常了解的。曾一向主張謙抑待人，寬容待人，且對人才極度愛護，為什么就不能謙抑、寬容對待這樣一個天下奇才，主動與他講和呢？這是曾負左的第三點。
　　至于說到左對曾的辜負，那似乎要更重些。
　　首先，曾對左有救命之恩。左當年陷于樊案官司中，盡管有胡林翼、郭嵩燾、潘祖蔭等人的援助，但他們的分量都不及曾國藩。曾手握重兵，儼然南天柱石，支撐著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曾當時的保折話不多，卻是字字千鈞。“剛明耐苦，曉暢兵機”，曾對左的評價很高。“辦理團防”、“簡用藩臬”，曾對左倚恃很重。這樣的話，雖無“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的文采，卻有實實在在的重量。曾的這份保單，對左的命運有扭轉(zhuǎn)乾坤的作用。對于左，面對著如此救命之恩，結(jié)草銜環(huán)以報都不為過，怎么可以那樣意氣辦事呢？
　　其次，曾對左有知遇之恩。脫離樊案官司后，朝廷命左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wù)，此后的左宗棠應(yīng)該是曾的直接下屬。不久，曾氏就任兩江總督，接下來，朝廷又命曾除節(jié)制兩江所轄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外，還要節(jié)制浙江省，左宗棠的楚軍此時正在浙江作仗。曾氏在辭謝節(jié)制四省的奏折中說：“節(jié)制四省，自顧菲材，實難勝任。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即無庸臣兼統(tǒng)浙省，茍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jié)制之名而后盡心于浙事也。”
　　正是有這句“可獨當一面”的評語，一個月后，左宗棠就被特授浙江巡撫，頃刻之間成為一個二品方面大員。曾對左，亦可謂恩重如山。左即便不厚謝，也不應(yīng)該以惡報。
　　再者，出于對大局的責任心與對朝廷的忠誠，左向朝廷報告幼天王逃出南京城一事是應(yīng)該的，但作為同一營壘的戰(zhàn)友，如此大事，應(yīng)該先與曾氏兄弟溝通，至少是一面報告朝廷，一面知會曾氏。像這種類似于打小報告的做法，不要說曾氏是東南戰(zhàn)場的主帥，是一個曾經(jīng)于自己有大恩者，即便是一般的同事，心里也難免不愉快。
　　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曾負左占十之三四，左負曾占十之六七。
　　左為什么要這樣負曾？左也不是完全不通情理知恩不報的人。對于上了那道“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折子的潘祖蔭，左在發(fā)跡之后，每年送敬銀一千兩給他。潘好古玩，左把在西北得到一件價值連城的三代時期青銅鼎送給了他。但為什么對同樣上折說情的曾，左卻要這樣跟他過不去呢？論者大都認為這是源于左的功名情結(jié)。左是舉人出身，他其實終生以自己的乙榜出身而遺憾，但他卻偏偏要極力抬高乙榜的地位，貶低進士翰林。不少野史都記錄這樣一個故事。
　　左外出巡視，按見官員，先看名片。名片上寫的進士出身，就壓下來暫不見，若寫的是舉人出身就先接見。《清稗類鈔》上記載一則故事。說是光緒十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出京督辦福建軍務(wù)，路過九江時接見當?shù)毓賳T。見官員們皆為進士出身，他毫無興致。后來見到九江府同知王惟清，名片上寫的是舉人出身。左見之大喜，以極恭敬的態(tài)度請王上座，并問王：舉人與進士誰更優(yōu)秀。王知左的心思，就迎逢說：舉人優(yōu)秀。左心里高興，但故意裝作不理解，問王為什么。王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于是當著左的面做了一篇大文章。王說一個人做秀才時，他經(jīng)營的僅僅只是八股試帖，沒有功夫去做其他事?？忌线M士后，若為翰林，則得應(yīng)付大考、差試等麻煩事，必須騰出時間來練習書法，攻讀詩賦；若為部曹、知縣，則事務(wù)繁多，還要奔走于應(yīng)酬鉆營之間，更無心思去積累真才實學。惟有舉人，功名告一段落，胸襟得以初展，志氣開始恢宏，既有心情，又有時間去研究經(jīng)世文章、政治沿革等實在有用之學。若幸而出來做官，擔任要職，平時的積累，這時都派上用場。世上舉人出身的官員，少有尸位素餐者，所以舉人優(yōu)秀。左聽后拍案叫絕，一再稱贊：真是一篇好議論，我能聽到如此議論，真是有幸，足下是近幾十年來官員中的佼佼者。說完后，親自將王惟清送出門外。又對站在門外的官員們說：九江府里的好官員，僅僅只有王惟清一個人，可惜他長期得不到遷升。
　　曾科舉順利，二十八歲即中進士點翰林，已為左眼中的不喜之人；何況戊戌年兩人同考，曾中左不中，而中的曾考過七次秀才，不中的左連一次秀才都不考，可以想見，左心里是如何的憤懣，是如何的對曾看不順眼！
　　其次是左的瑜亮情結(jié)，即左有三國時期周瑜的心態(tài)：既生瑜，何生亮！也就是說左容不得居他之上的曾。此說也有道理。從左的功名情結(jié)上可以看出，左的胸襟不夠?qū)掗?。左?jīng)常批評曾在調(diào)兵布陣上的“才短”、“鈍滯”、“才略太欠”、“非勘亂之人”，晚年更是與人談話只有兩個話題：一是夸耀自己的西北戰(zhàn)功，二是罵曾不會打仗。他也經(jīng)常跟人說，人們都說曾左，為什么不說左曾？左這樣做，無疑是在向世界宣布，中興名臣左應(yīng)為第一。
　　這些分析都對，但導致曾左最終決裂的真正罪魁禍首，是朝廷，是朝廷陰險地利用了左的報告，有意挑起曾左之間的這場爭辯，導致二人不和的這個后果，正是他們所希望的結(jié)局。如果朝廷不把曾左單獨上的奏折通報對方，一個在南京，一個在杭州，曾怎么知道是左打他的小報告？左又是為何知道曾揭他的短？他們彼此之間，并不能看到對方所上的奏折。若是朝廷不希望造成這兩位有功之臣的對立的話，完全可以隱去左氏的名字，也完全可以不把曾氏的意氣之辭告訴左。
　　朝廷是存心的。這個心并非起于此時，而是已存于許多年了。自從曾氏的湘軍誕生那一刻起，朝廷對曾氏采取的就是又用又疑的態(tài)度：一面利用曾氏為之賣命，一面又對曾氏嚴加戒備，怕他擁軍坐大。這里明顯的證據(jù)就是九年間不給他地方實權(quán)，讓他長期處于客寄虛懸的狀態(tài)，人為地造成曾氏因糧餉籌集不易影響士氣而使得軍事不利。到了湖南軍事力量抱團結(jié)伙迅速崛起的時候，朝廷又采取以湘制湘分立山頭的辦法，以形成互相牽制，互不買賬，曾氏不能一人獨掌大權(quán)的局面。在曾氏客寄虛懸的年代，將資歷、貢獻都不如曾氏的江忠源、胡林翼、劉長佑先后擢升為安徽、湖北、廣西巡撫，便是最好的證明。
　　左的奏報，為朝廷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利用機會。朝廷中那些打仗無能卻傾軋有方的人充分把握這個機會，做足文章，最后收到了如愿之效。從前有人說這是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人事先商量好的一個苦肉計，故意互相打壓，借以消除朝廷的嫌猜。這種說法，根據(jù)似乎不太充足。但也正好說明了曾左不和的根子在于朝廷。
　　世人多以“兇終隙末”來概括曾左一生的交往，并給予很多的嘆息。其實，以“兇終隙未”四字來概括，并不很確切。在那些年月里，兩人雖然沒有直接的交道，但在公務(wù)往來中，依然可以看到先前的戰(zhàn)斗友情在其間起著明顯的作用。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在赴陜甘總督任上，奉命先進陜西對付張宗禹的捻軍。曾氏特派身邊得力戰(zhàn)將皖南鎮(zhèn)總兵劉松山，率老湘營九千人幫助左。捻軍平定后，左宗棠在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專門上奏，為劉松山請功，并極力贊揚曾氏的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說自己十多年前就知道劉松山，但未特別看重，曾氏卻格外賞拔劉。劉松山一軍，曾氏為之解餉一百多萬兩銀子，使劉能一心打仗，無后顧之憂。左誠懇地說：“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論，何嘗非劉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并請朝廷“將曾國藩之能任劉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歸于大裨時局，詳明宣示，以為疆臣有用人之責者勸。”
　　曾則對左在西北的軍功由衷地予以贊揚，稱左為天下第一人，即便胡林翼活到現(xiàn)在，他的成就也不能與左相比，其他人就更不要說了。當左與郭嵩燾鬧意見時，曾為左說話，稱“季高畢竟是我輩中人，而非曲性小人”。
　　曾去世后，正在甘肅平回的左宗棠送來挽聯(lián)：“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短短的二十八個字，把自己對曾的敬重之心及與曾的相處之道，說得懇摯真誠，令人推服。挽聯(lián)上自署“晚生”二字，以示格外的尊重。同時，左又致信兒子，說明他與曾的爭論是在國事兵略上，非私人之間的爭權(quán)競勢，令兒子在曾氏的喪舟路過湘陰時，代表他登船祭奠，并送上奠儀四百兩。
　　曾死后，左對曾的兒女也盡力關(guān)照。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曾紀鴻寓居北京，因生病向人借錢。遠在新疆的左宗棠得知，致信老部下時任甘肅布政使楊昌濬。告訴楊，他去冬贈送京官銀兩中尚有三百兩存入某處，可以送給紀鴻，并說：“栗諴（紀鴻字）本同鄉(xiāng)京官，弟應(yīng)修饋歲之敬，且故人子也，謹厚好學，弟所素知。適因音問未通，不知其留京與否，遂偶忘之。臺端書復栗諴，乞代為道意。”
　　曾的小女兒紀芬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深情地談到左對她及其丈夫聶紀槻的關(guān)愛照顧。光緒八年，左氏任兩江總督，時曾紀芬夫婦正在南京。左委聶為上海制造局會辦，這是所謂辦洋務(wù)的肥差使。紀芬說，她的丈夫“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左又邀請十年前在兩江總督衙門里住過的紀芬舊地重游，特開中門，讓她的轎直接抬到內(nèi)室。左與紀芬聊天，要紀芬以叔父視他。左甚至高興地對別人說：“滿小姐已認吾家為其外家也。”
　　光緒十一年七月，七十四歲的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wù)的身份病逝于福州。消息傳出，曾氏長孫廣鈞含淚賦詩悼念：“全將浩氣還天地，更作明神翼圣朝。圖史馨香有磨滅，不滅名字在云霄。”曾廣鈞這些詩句，表達的應(yīng)該是曾氏家族的共同心聲。
　　種種史冊所載，都可以看出左氏挽曾氏聯(lián)中的“同心若金”的話，并非虛言應(yīng)景。

　　
　　三、曾左比較
　　曾左二人有不少相同之處。他們同為出身耕讀之家的平民子弟，從小都有大志。他們同為信奉孔孟之道有過功名積極入世的讀書人。他們同為書生領(lǐng)兵并建立赫赫軍功的典范，并同為封侯拜相的大成功者。他們同為晚清的中流砥柱，同為洋務(wù)運動的先驅(qū)。他們同為廉潔自守、不謀私利的高級官員。他們同為對中華民族有過巨大貢獻的炎黃子孫（曾捍衛(wèi)中華文化，左收復新疆）。
　　但他們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首先是他們的才具不同。曾氏屬于全才型人物。他做京官，十年七遷，遍兼五部，三十七歲就升到從二品高位。做地方官，管理天下最富庶的兩江與最重要的直隸，都游刃有余。不僅是行政長才，更是軍事高手。他的軍事之才主要表現(xiàn)在：一，白手起家組建一支軍隊；二，為這支軍隊貫注精神靈魂（樹起一面大旗：衛(wèi)道。倡導一種風尚：血誠。規(guī)定一條軍紀：愛民）；三，制定戰(zhàn)略規(guī)劃。他做官最大的長處是能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人才，所謂善于將將而不善于將兵。他為國謀畫的最大成就是師夷之智以徐圖自強。除開從政外，曾氏還是散文家、詩人、書法家。一句話，曾氏是政治家、領(lǐng)袖，是通才，是帥才。
　　左的才干集中體現(xiàn)在用兵打仗上。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卓越軍事家，出奇兵，謀奇策，以少勝多，特別是以六十九歲高齡，滿頭白發(fā)舁櫬出關(guān)這一情景，真是一幅令人不能不感動不能不佩服的英雄圖。但左氏在行政上，在學問上，在識人用人這些方面，過人之處不是太多。左氏只能算是軍事家，是專家型人才，是將才。
　　其次是他們的為人上有很大的不同。
　　曾氏為人，最大的特點是自省克己。曾氏其實也是一個缺點不少毛病不少的人。我曾經(jīng)據(jù)曾氏日記，歸納出青年時期曾氏的九大毛病：浮躁、虛偽、狹隘、自以為是、無恒心、好名、好利、好色、有不良嗜好。但他在史冊上留下的形象是為人謙抑自退，寬容忍讓，不居功，不凌人，別人對他的尊敬不僅出之于口，而且服之于心，被稱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之所以這樣，完全取決于他的修身工夫，具體的表現(xiàn)一是自省二是克己。曾氏在三十一歲至三十九歲時，在翰林院期間有一個長達八九年的刻苦自勵的修身生涯，他以誠意、恭敬、謹言、靜心、有恒作為每天的功課，對自己做一番滌舊生新的修煉重鑄。這段時期幫助他克服不少自身的毛病，培育了一些良好的習性。這種修身，他后來一直堅持終生，直到去世的前夕，他還反省自己“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極品，而學業(yè)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他面對功勞的“功成身退”，他做事方式的“拙誠”“平實”，他對人生期望的“求闕”“惜福”等等，足以體現(xiàn)他為人的特色。
　　左氏為人，最大的特點則是率真任性：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說的；任著自己的性子來，不加約束。他不知掩飾，也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他對自己的毛病和缺點也從不知道要修繕，要改正，要克服。
　　他自尊心極強。三次會試告罷，就一氣之下絕意仕途。其實，以左的才學，再參加一次會試，說不定就中了，整個的人生，就將是另一番模樣。
　　他自視很高，自我期許很大，在人前也不加以掩飾。他自比諸葛亮，給人寫信，常以“今亮”自署。晚年平定西北，甘肅學政吳大澂為討好他，以杜甫的“諸葛大名垂宇宙”一詩為諸生試題。左聽后，非常高興。第二天故意問身邊的官員們，學政出的試題是什么。官員們據(jù)實回答。左拈須微笑，一邊不停地說“豈敢，豈敢”。一派今日諸葛亮的模樣。
　　他好說虛夸之話，喜歡高自標榜。他路過洞庭湖時，夢中見有人來打劫。他給夫人寫信時，就說自己在洞庭湖與水賊打斗，將賊人打得狼狽而逃，保護了大家。他的謊話被朋友揭穿后，不但沒有愧色，反而挺認真地對朋友說：你不懂，史冊上將巨鹿之戰(zhàn)、昆陽之戰(zhàn)寫得栩栩如生，你以為真的就是那么一回事，說不定只是司馬遷、班固的筆底生花而已。天下事，都應(yīng)當作如此看。
　　他不但對夫人說大話，甚至在慈禧太后面前也敢于說大話。陳聲暨編的《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中說：光緒十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時，左宗棠被朝廷派往福建督辦軍務(wù)，離開北京前，他向慈禧辭行，竟然對太后說：臣這次去福建一定會旗開得勝，臣過去放生的牛已托夢告訴我了（左自認為是牽牛星下凡，對牛格外禮遇。有次他看到一條牛將被殺，就買下來將他放生）。慈禧知道左的這個性格，聽后大笑，連聲說：好，好，我等你的喜訊。
　　他的脾氣很大，常聽任發(fā)作，也不加以克制。他為巡撫做幕僚，居然可以罵二品大員“王八蛋”，并用腳踢人家的屁股，高叫“滾出去”。他在前方打仗，遇有糧餉稍有遲延的官員，他就以嚴厲的口氣斥責別人，說：倘若仗打敗了，責任要算到你的頭上。
　　馬敘倫的《石屋續(xù)瀋》記載一件事。左任陜甘總督時，一知縣來稟事。左微閉雙眼面無表情，一言不發(fā)。知縣見狀，心里恐慌。說著說著，突然見左宗棠張大雙眼，目光凌厲，問某某是你什么人。知縣誠惶誠恐地回答是我叔父。左大聲叫道：“好官呀！”知縣不知左這三個字是褒獎還是嘲諷，大驚不已，回家后即病倒。后托人悄悄打聽左之本意，知果是稱贊，知縣的病才慢慢好起來。
　　左調(diào)任軍機大臣，對身邊或為協(xié)辦大學士或為尚書的其他軍機大臣，也隨意呼喚，稍不滿意，即大聲呵叱，就如同他在軍營中的表現(xiàn)一樣。一軍機大臣對另一軍機大臣抱怨說：“左相將我輩視同他的軍中下屬一般，隨心使喚。”那個軍機大臣冷笑道：“軍中下屬，你這是抬高自己的話，在左相眼里，我輩就是他的奴才仆人。”
　　他在軍機處，也不把朝廷的規(guī)矩放在眼里。請他看一道奏折，他每看一段，則議論一番，搖頭晃腦，大聲評論。一道奏折，三四天還看不完。按慣例，軍機大臣全班見慈禧太后，只有領(lǐng)班大臣一人上奏，其他人不問不作聲。左不管這些，待領(lǐng)班大臣恭親王說完后，他不等慈禧發(fā)問，便越次為他的老部下王德榜求官。慈禧尊重左，立刻答應(yīng)。出廷后，左便要軍機處下令王德榜謝恩。恭王哭笑不得，勸道：莫著急，且等詔命下達以后，再令王德榜謝恩不遲。
　　凡人來見他，他議論滔滔，不著邊際。要么一個勁地吹噓自己在西北的戰(zhàn)功，要么就是罵曾國藩打仗沒本事，弄得別人在他面前不知所措。
　　慈禧太后過生日這樣隆重的祝賀集會，左宗棠居然都遲到。朝廷大員本來就多有對他不滿之處，這下有題目做文章了。于是禮部尚書延煦就上奏彈劾他。說左以舉人拜相，已屬格外優(yōu)待，不知感恩而竟日驕肆，應(yīng)予以懲罰。慈禧太后念左功高年老，將折子留中，也不處罰左。但左卻大感委屈，高叫軍機大臣不是人做的，他不要做這個官了。慈禧也便順水推舟，只做了半年軍機大臣的左宗棠便被外放兩江總督，離開京師南下。左倒很高興，如同遇到大赦一樣。
　　左到了晚年，更是有點老頑童的味道。他聽說鄉(xiāng)親們都想來看他，很高興，說：好，好，你們都來看吧，看看左三爹爹吧！又問身邊的老鄉(xiāng)親，你們看如今的左三爹爹跟以前的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有的說沒有不同，有的說老了點，也有的說，其他都沒變，就是肚子大了。左聽后很高興，拍拍自己的大肚皮問：你們猜，我這肚皮里裝的是什么。有的說裝的一肚子人參燕窩，也有的說裝的是一肚子屎尿。左聽了也不生氣，反而笑哈哈地說：你們都猜錯了，我這里裝的是一肚子絕大經(jīng)綸。有一個老農(nóng)民大為奇怪，問道：左三爹爹，你把車輪子裝到肚子里去了。弄得滿屋大笑，左更是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他很享受這種不受任何禮儀限制的鄉(xiāng)居生活。他常對別人說，湖南近幾十年出了三個著名的兩江總督，一個是陶澍，一個是曾國藩，一個是我。陶、曾不如我，沒有進軍機處。不過，我也有不如他們的地方，我沒有他們的長胡子！說得大家都開懷大笑。
　　七十三歲那年，法國軍隊侵犯福建。朝廷命左以欽差大臣身份視師福建。左那時已老病衰弱了，但他不服老，堅執(zhí)要帶兵渡海到臺灣去駐扎。身邊的人都知道左已根本受不了海濤的顛簸，于是早上用船載著左出海，在近海一帶行駛一段時間再返回海邊。對左說，遇到逆風，船不能再開。每天都如此來回一趟。這樣折騰七八天后，左只得放棄進駐臺灣的想法。
　　左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一個為人作派完全不同于曾的人。
　　第三是境界不同。
　　曾事事處處以圣賢要求自己，在事功建立的同時，不斷地對自己的人格予以完善，反過來，又以日趨完善的人格力量去推進事功的進展，并以這種作為去教育感化人群，感化社會。曾氏的這種作為，就是立德之舉，就是內(nèi)圣工夫。他做的就是儒家學說所極力推崇的圣賢事業(yè)，是人類社會最崇高最偉大的事業(yè)。曾氏因此也便被視為圣賢。
　　左則事事處處張揚自我，他努力之處是在建立最大的事功，并在事功建立的過程中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最大化。為團隊立功，為國家立功，為民族立功，在建立豐功偉績的同時，也便把自己的名字銘刻在青史上。左做的這種事業(yè)習慣上被稱作豪杰事業(yè)。比起圣賢事業(yè)來，要略遜一籌。左被認為是唐太宗以來對國家疆土有最大貢獻的第一人。左毫無疑問是一個偉大豪杰。
　　在各自事業(yè)上，曾左二人都做到了極致；在為人上，二人也把自己的特色，發(fā)揮到了極致。因為他們都為人類社會的推進，為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做出了大貢獻，都為人們樹立了一個極高的樣榜，所以值得人們景仰。百余年來，曾左都有不計其數(shù)的崇拜者、追星族。但曾的目標太高，過高的目標便顯得有點虛幻，其實也將永遠達不到。曾對自己的要求太苛嚴，過于苛嚴的自我要求也就會約束太多。所以曾一輩子過得很累很苦很不自在。左從心所欲，肆意揮霍天性，活得很瀟灑，但過于自我的人，容易傷害別人，不宜于團體的組合，最后也就不利于自己。左是遇到了百年難逢的天賜良機，否則他這一生就被埋沒了。
　　所以，我想以兩句簡短的話來概括曾與左，并結(jié)束這篇文章：
　　曾國藩可學但不可全學，左宗棠可愛但不可模仿。
　　
　　辛卯十一月于靜遠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