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設(shè)想，韓少功重回汨羅后第一次被人稱為“韓爹”時，一定對時光的飛轉(zhuǎn)有一種觸目驚心的感覺。1976年，他離開汨羅時，還只是一個“長沙伢子”，2000年，韓少功重返故地時，歲月已將他變成了“韓爹”。

　　韓少功的回歸成為知識界的一次重大事件。當大家好奇地揣摩他此行的真實用意，并順便給他一頂“隱士”的帽子時，韓少功已經(jīng)興致盎然地搭起瓜棚果架，汗流浹背地開荒種地，養(yǎng)雞喂鴨，盡情享受另一種多數(shù)人只會停留在口頭的生活。他的入駐顯然增加了汨羅人的生活趣味，在消費薩達姆、卡扎菲、美國颶風、臺灣選舉這些遙遠的人和事的同時，韓少功成為周邊農(nóng)民重要的消費對象。他們回憶韓少功知青時的種種逸事，盡量還原他之所以混出名堂的先兆跡象，我所聽到的評價包括這些，“真是日怪，作文寫得幾多好!”“確實是個怪器人，字又寫得好!”更令人驚異的是，我一個堂叔，整天被雞零狗碎的瑣事折騰得灰頭土臉，但只要看到我，就兩眼放光，執(zhí)意和我討論韓少功的創(chuàng)作，他記得韓少功1977年參加高考的作文是《心中的話兒向黨說》(我從來沒有向當事人求證過)，還記得這篇作文曾經(jīng)發(fā)表在《湖南日報》上，情緒好時，還要語氣夸張地向我背誦作文的前幾段，對韓少功的關(guān)注簡直構(gòu)成了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只有馬橋人對韓少功有點意見，他們始終不明白一些不正經(jīng)的詞諸如“嬲、龍”，說說是可以的，“但怎么能夠?qū)戇M書里”?并由此斷定韓少功也是個“下人”!我的鄰居小楊伯伯放棄一天的農(nóng)活，步行十幾里，在視察完韓少功的新居后，開始感嘆“韓老倌那個位子真是絕了，幾好的山，幾好的水，真是個會享福的人!”并且提議“要是有空，他應該養(yǎng)點蜜蜂。”但這種消費的新奇感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在發(fā)現(xiàn)這個從城里回來的廳級干部居然有一雙丑死人的黃膠鞋，居然跑到臨近學校的廁所去挑大糞，并且講話一點都不打“鄉(xiāng)氣”后，他們?nèi)咏o他一個“韓爹”的稱號，就當他是自己人了。

　　現(xiàn)在，我得回過頭來說說汨羅人，從廣義的范圍而言，汨羅以北的地區(qū)都屬于《馬橋詞典》所描述的方言區(qū)，換句話說，以韓少功居住的八景鄉(xiāng)為圓心，方圓半徑30公里的范圍，所有人對《馬橋詞典》都能理解。家鄉(xiāng)人對于國家大事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一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村民不但知道克林頓，還對他婆娘希拉里的情況了如指掌，一個四歲的孩子對利比亞戰(zhàn)斗的進程如數(shù)家珍，一個剛剛還在打豬草的農(nóng)婦竟然會為伊拉克沒有核武器辯護，這種完全“生活在別處”的狀態(tài)、對宏大敘事的熱情多年來總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離開家鄉(xiāng)，我才發(fā)覺這是一群內(nèi)心有著不易覺察的傲慢和自尊的人，盡管鋪張浪費、不切實際、愛慕虛榮幾乎可以算他們的致命弱點，并且總是在現(xiàn)實的殘酷面前被打入社會的底層，但對自尊的敏感卻是他們骨子里最為重要的氣質(zhì)，他們身上沒有來自社會底層的卑微和膽小，對利益和算計也缺乏相應的興趣，這種性格顯然和主流知識界對底層民眾的想象相背，意識到這一點后，我猛然想到韓少功某些方面是多么像一個汨羅人!他多年的創(chuàng)作其實一直在勾畫汨羅人的靈魂，無論評論界從哪些層面來解讀他的作品，這一群木訥、虛無、智慧但并不膽怯的村民顯然勾起了他探討人性的興趣。他筆下的張種田、馬鳴、鹽早、緒非爹仿佛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由此推斷，盡管歷次面對媒體的采訪，韓少功坦誠選擇汨羅的緣由總是冠冕堂皇“這里山青水秀，確實是一個好地方”，但我相信背后有著更為重要的心理契機。

　　我不相信韓少功在被城市接納20多年后重返鄉(xiāng)村的舉動是為了體驗生活。如果體驗生活真的能夠使一個作家寫出神來之作，韓少功生在城市、長在城市，成名成家也是在城市，城市生活的豐富復雜，一定比之短短的六年知青生活更能夠占據(jù)他的情感和生活空間，但至少到目前為止，車水馬龍的城市生活并沒有徹底進入韓少功感性的視野，這種“體驗生活論”的失效，恰好顯示韓少功的精神世界存在一些隱秘的暗區(qū)，凸顯了他心靈領(lǐng)域和現(xiàn)實的一種緊張關(guān)系。韓少功《山南水北》仿佛回答了這樣一個命題，這部作品真實再現(xiàn)了重回鄉(xiāng)村生活的質(zhì)感，他像自己筆下的人物一樣率性而為，充分放縱對文學成規(guī)的反叛。在一個沒有理論就難以發(fā)言，沒有意義、沒有宏大的主題、沒有對生存的焦慮、沒有對人性的深刻揭示就不足以稱為一部像樣作品的時代，《山南水北》甚至放逐了對文體把握的基本邊界，以一種簡單、本真、直接的方式，悄悄接通了作家和世界的關(guān)系。站在“八溪洞”人的角度閱讀這部作品，一種極端的真實讓人忍俊不禁。韓少功完全從感性出發(fā)，自如驅(qū)遣情感的流轉(zhuǎn)，那一份悠然自得隨處可見。

　　我注意到知識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依舊離不開專業(yè)術(shù)語的支撐，而對于知曉種種生活細節(jié)的汨羅人，面對此種被知識纏繞的現(xiàn)象只會竊笑。回到上面提到的體驗生活的話題，如果說，城市是知識、規(guī)范、資源的產(chǎn)物，以韓少功對智性的偏愛和對世界的好奇，肯定有過嘗試打開感覺的通道去表現(xiàn)這種生活的沖動，但他在嘗試無效后，最后只得撿起智性的武器去對抗，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小說中城市生活的缺席，沒有留意到他90年代的隨筆幾乎就是他對城市生活無法通過感性的方式表達后，轉(zhuǎn)而向理性妥協(xié)的產(chǎn)物，相對“散文家”的名號，韓少功顯然更珍惜“小說家”的名聲。“想得清楚的寫散文，想不清楚的寫小說”，城市生活的條塊分明、秩序井然、冷酷森嚴顯然不能夠滿足他對文學的想象，他由此意識到知識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意識到知識的強勢對人感觸理直氣壯的鈍化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開始警惕“知識生產(chǎn)的局限”，并決定重新敞開感覺，重新打通恢復生命原初感受的通道。他開始尋找一種和圈內(nèi)人保持異質(zhì)化生活的可能，以吐納多年來城市生活對感覺感知的遮蔽，整理被知識、規(guī)范壓抑以至變得擁擠不堪的思維內(nèi)存，回歸汨羅正是從這個層面體現(xiàn)了它的重要意義。在一個學者漠視生命的原初感受，自動將判斷的標尺交給西方理論的時代，韓少功通過創(chuàng)作和生存實踐無非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所缺的正是諸如陽光、空氣和水這樣的常見東西，在知識分子習慣了和現(xiàn)實生存場景的隔離，只懂得運用邏輯和推理來判斷真相時，韓少功指出常識的回歸是多么的重要。

　　韓少功遭遇汨羅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就像史鐵生遭遇清平灣，張承志遭遇大草原，李銳遭遇呂梁大地一樣。但綜觀同時代的作家，能夠像韓少功這樣一如既往地將知青地視為精神家園和創(chuàng)作根基的作家并不多見。知青經(jīng)歷盡管在韓少功的生命歷程中只有短短六年，但這六年深深鍥入了他的血肉，使得他離開鄉(xiāng)村重回都市以后總是一次次回望，他對“知青生活”的精耕細作表明他骨子里對新的東西有一種猶疑，也顯示了他對題材的新奇并不依賴，但同時也不經(jīng)意地泄漏了他性格中固執(zhí)、不會變通的一面，這一點倒是和笨拙的汨羅人如此接近，這樣看來，韓少功顯然是一個有“核”的人，用汨羅話說，這是一個有“種”的作家!這種理解充滿了對“血性”的信任和向往。從精神氣質(zhì)而言，韓少功確實算得上一個有“有擔當、有血性”的男人。外界的誘惑對他的改變是如此有限，名聲、權(quán)力、美色這些對世俗男人的致命誘惑，韓少功遠遠觀望但總能找到通道悄然脫身、繞道而去。他是一個不會給自己世俗生活設(shè)置障礙的男人，在關(guān)鍵時刻總是具有超乎尋常的放下的勇氣。很多時候，他多么像他筆下的馬鳴!他對這個人物的刻畫幾乎貫注了自己對生活的全部理解，并且毫不掩飾其中的從容和贊賞。他對世俗生活處理的智慧給他思想的自由贏得了極大的空間，這種清醒當然和他對人性的體察有關(guān)，也和他年少時代所遭遇的精神創(chuàng)傷有關(guān)。

　　他確實是一個懂得“看透”的人，但“看透”之后，還能做到“寬容”，還能在世俗的細節(jié)中獲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這和他天生豁達大度的性格密不可分。“文革”期間家破人亡的遭際并沒有使他加入到知識分子帶血的控訴中，“左派”的帽子戴在他的頭上總是顯得不倫不類，在無法給韓少功一個確切的標簽時，從道德的層面將他塑造為一個勇士成為保險和省力的方式，以致很多人懾于這種道德榜樣的輻射對他敬而遠之。從汨羅人的角度看，韓少功只不過身體力行地做了自己喜歡的事，在他人前行的時候，他選擇了立定觀望;在他人蜂擁而去的時候，他選擇了逆身而行;在他人斤斤計較于現(xiàn)實利益忽略精神價值的時候，他將人生的天平更多地傾向于過一種有精神附著的生活。在功利浮躁的時代，這種倔強的堅守姿態(tài)是如此扎眼，如果非要將他置于一種道德高標的境地來打量，我倒是認為他知行合一的品格，對當下知識分子精神空間的拓展就已足夠。作為一個汨羅人，我本能地不相信言語，在一個言語過剩的時代，我只相信行動。韓少功在我的心目中，沒有任何道德高標的意味，他和我的父老鄉(xiāng)親一樣，只是一個內(nèi)心始終持有標桿的男人，他信守底線，崇尚謙卑。以道德的高標評價韓少功喧囂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看出現(xiàn)今世界做一個正常人已經(jīng)艱難到什么程度。

　　關(guān)于韓少功的創(chuàng)作，有一個話題仿佛繞不過去。我從很多場合聽到大家對韓少功不會寫愛情的遺憾，甚至有人好心地建議，韓少功至少應該進行一次轟轟烈烈的婚外戀，獲得更豐富的人生體驗以更充分地表達人性。這當然顯示了男性立場的自信和專斷，但韓少功諸多創(chuàng)作中愛情的缺席和簡單倒是事實。關(guān)于這一點，我只能承認韓少功對兩性關(guān)系的探討確實缺乏一個作家該有的興趣和敏感，他理科生的性格在這一點上是真的有點“沒心沒肺”。我還設(shè)想這和他多年以來身邊圍繞的親人多是女性有關(guān)，母親、姐姐、妻子、女兒、孫女，這種女兒國里的男性擔當讓他充分發(fā)揮了男性角色的特長。從這個意義而言，韓少功的作品是最能給女性帶來安全感的創(chuàng)作，當消費的喧囂聲浪一次次逼迫女性違反自然規(guī)律地對抗年齡和性別的極限時，韓少功創(chuàng)作中所傳達的氣氛令女性感到一種理解的溫暖，由此我甚至愿意給韓少功戴上一頂男性寫作的帽子，如果將男性的純正特質(zhì)定義為理想、責任、擔當和對世界的寬容和大愛。

　　好了，在對韓少功評價上，盡管我總是提醒自己避免作為一個汨羅人對他的特殊擁戴，但我不得不承認韓少功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個體。他外表周正，但內(nèi)心叛逆，為人寬厚，但極講原則，對人性的真實有著透徹的理解，但終究保留了感動和憤怒的能力。他內(nèi)心深處是孤獨的，相對于宇宙的宏闊遼遠，他能清醒地意識到個體的卑微和渺小，但因為保留了一份對世俗的親近，也不至于陷入知識分子自憂自怨的情緒泥潭中。他潛藏了一份時間之外的童心和赤子之心，這與他老成持重的外表構(gòu)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有著驚人的對付世俗雜事的能力，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精神世界的維護。閱讀他的作品，我總能感受到一種根植于生活的類似于孩童般的頑皮，一種從最簡單的層面對世界明心見性的理解。我甚至固執(zhí)地認為他最羨慕的人就是《馬橋詞典》中的馬鳴，他最動人的愛情描寫，就是黑暗中的房英，盡管只有寥寥數(shù)語，這種帶著呼吸的文字卻多次使我暗中落淚，使我因為放棄了專業(yè)范圍內(nèi)諸多高深理論而深感不安。韓少功被知識界公認為一個理性極強的作家，但他的創(chuàng)作卻給汨羅人提供了無數(shù)溫馨感人、會心一笑的片段。也許，作為個人的韓少功面目是清晰的，但他營造的藝術(shù)世界總是曖昧模糊、出人意料，從來不能給我們一個終極答案。

　　給大家提供一個片段。2008年10月的一天，我負責牽線，帶著八景臨近的三江鄉(xiāng)的幾位老師去拜訪他，經(jīng)過八景學校時，一群孩子執(zhí)意要跟著我們?nèi)タ?ldquo;韓爹”，其中一個膽大的女孩告訴我，學校的老師規(guī)定他們平時不能跑到“韓爹”家去，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我立即惡作劇般地慫恿他們跟著我們，一群孩子呼啦啦歡呼雀躍，立即跑到隊伍的前面，充滿了山野小畜的野性和快樂，跑到門口，孩子們齊聲喊著“韓爹爹，韓爹爹!”韓少功應聲開門，看到這群孩子，像呵斥自己家的孫子一樣，并對孩子們的吵鬧打攪了客人而表示歉意。孩子們做著鬼臉帶著狡黠的小小得意跑開了，我們應邀進入客廳。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切身感到韓少功和周圍的世界早已達成一種真實的和諧，早已互相進入彼此的生命和世界，一種真實的溫情令我久久感動。

　　最后，我要說，作為汨羅人，我發(fā)自內(nèi)心感激韓少功對這片土地的依戀。這種行為接通了一種偉大的傳統(tǒng)，在屈原以后，韓少功是這片古老而又貧瘠土地上最為重要的文化和心靈事件。兩千多年后，汨羅人竟然在最喧囂、最浮躁、最功利的時代，迎來了一位清醒的思考者和堅守者，汨羅人將這份親切和溫情只能凝聚在對韓少功“韓爹”的稱呼中(我估計屈原在汨羅江畔孤獨行吟的時候，純樸的村民一定也稱他為“屈爹”，并且在餓肚子的時候吃過村民給他做的咸魚癆菜)，他們以并不完美但最為本真的人性和韓少功共同守護著一種精神的隱秘，共同完成著當代思想史上最為溫情的交流和互動。在知識界一次次傷害和誤解韓少功的時候，恰恰是這群被主流知識界視為愚昧落后需要啟蒙的普通農(nóng)民，給他帶來心靈的慰藉，使他一次次獲得精神的能量和寫作的動力。

　　韓少功是屬于汨羅的，作為一個汨羅人，我有理由竊喜和慶幸。但韓少功筆下的汨羅，韓少功筆下的馬橋是屬于世界的，作為一個汨羅人，我時刻意識到，正是韓少功將鄉(xiāng)土中國一個普通的地名賦予了一種超越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