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湘西秘史》歷經十四年的艱辛，終于得以出版。這時，我已是74歲的老人了。出版這樣一部書，是連我自己也不曾料到的事情。年輕時，我也曾小打小鬧，寫過一些小說、詩歌之類的文學作品。那時，我視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為畏途，非我輩能力之所及，在人生規(guī)劃中，是不敢有這個選項的。豈料到老來，我居然還花費了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寫出這部百萬言的長篇小說來。

　　誠然，這部《湘西秘史》〉雖不在我的人生規(guī)劃內，可也并不是從天而降?；仡櫰鹞议L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字生涯，盡管早先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計劃，而其間所做的一切，就如同燕子壘窩一樣，都是在不經意間為后來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做著各種準備。沒有那些年的準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這部《湘西秘史》。

　　我生長在湘西會同縣的一個小山村里。1955年，我初中畢業(yè)，由于政審過不了關，未能繼續(xù)升學，當了一名“回鄉(xiāng)知青”。早在三歲時，我因患小兒麻痹癥，落得雙下肢殘疾，回到農村，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輕活。白天，我上山放牛；晚上，義務教農民夜校。帶著我放牛的幾位老者，個個都是“喜樂神”，整天山歌不離口。生動無比的山歌，深深吸引了我。我便開始用“豆腐本子”(一種豆腐塊大小的本子)抄錄山歌。不到兩年，竟然抄錄了二十多本。這是我最早從民間吸收到的藝術營養(yǎng)。這時，我開始試著搞起創(chuàng)作來。1956年，我根據教農民夜校所得素材，創(chuàng)作了小快板《母女學文化》，寄到黔陽地區(qū)的《群眾報》，很快就得以發(fā)表。十天后，《新湖南報》的“湘江”副刊予以轉載。那年我16歲。不久后，我當上了鄉(xiāng)里的民辦教師。到了1958年，大躍進民歌唱遍神州大地。我有搜集民歌的經歷，熟知傳統(tǒng)民歌，懂得民歌的比興手法，將那些搜集到的民歌改頭換面，搖身一變，便成了大躍進民歌。我創(chuàng)作的新民歌經常在省、地、縣的報刊上發(fā)表，有的還輯入《湖南大躍進民歌集》，并且還得過獎。這就是我從事文字生涯的起點，雖然說是非常低，卻是扎扎實實植根于民間的土壤里。

　　大躍進的1958年，縣里成立歌舞劇團。劇團分為歌舞隊和戲劇隊。歌舞隊演的是配合中心的各類節(jié)目，需要有人搞創(chuàng)作。當時，縣里此類人才稀缺，才18歲的我，由于經常在報刊發(fā)表點小東西，又曾為農村俱樂部寫過小演唱之類的節(jié)目，便被吸收到了劇團，成為一名專職編劇。我為劇團創(chuàng)作配合中心工作的快板、三句半，也寫小演唱、小劇本。后來，還根據縣里先進人物的事跡編寫過兩個大戲，在城鄉(xiāng)演出，反映都還不錯。當時，我還只是個20來歲的毛頭小伙。劇團的戲劇隊由當地的民間戲曲藝人組成，演唱的是湘西流行的辰河戲。辰河戲演出的劇目有兩類：一是有固定劇本的“本子戲”，根據明清傳奇古本演出；一是沒有固定劇本的“搭橋戲”，由藝人根據明清小說即興改編演出。前者文采飛揚，后者通俗淺顯。那時候，我除了為劇團創(chuàng)作節(jié)目之外，還混跡于這些民間藝人之中。每當演出“搭橋戲”時，需要開列一個“橋路”，作為藝人們即興演唱的依據。開“橋路”的人，被稱為“公堂先生”。有時，我在藝人們的指點下，也充當起公堂先生來。幾乎所有的明清小說，都曾被藝人改編為“搭橋戲”。除“四大名著”之外，還有《封神》、《岳傳》，乃至《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羅通掃北》、《楊家將》、《二度梅》、《粉妝樓》、《再生緣》等等。這些戲都是連臺本，一唱就是連臺幾十本。有如今天的電視連續(xù)劇，非常受歡迎。我在充當“公堂先生”之前，都要提前通讀這些小說。通常的情形是，經過藝人改編，立體化了的戲曲，比平面的小說更生動，更好看，觀眾非常歡迎。久而久之，我也掌握了民間藝人將小說改編為戲曲的套路。若干年后，我在創(chuàng)作《湘西秘史》時，就曾將民間藝人這種小說改編為戲曲的創(chuàng)作手法，反哺到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中，從而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1960年底，我試著寫了一個9000字的短篇小說《韓大爺》，寄給了當時的《湖南文學》，沒想到竟然在1961年3月以頭條發(fā)出。后來聽人說，剛從北京調回湖南工作的周立波同志看了這篇小說，頗感興趣。周立波回到湖南擔任文聯(lián)主席辦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62年組織一個文學、戲劇作者的讀書會。當時，全省的中、青年文學、戲劇重點作者悉數參加，我有幸成為這個讀書會年齡最小的學員。讀書會為期八十天，文學組讀《紅樓夢》；戲劇組讀《西廂記》。我因來自劇團，分到了戲劇組。我們都住在一個招待所里，兩個組的活動交叉進行。期間，我研讀了《西廂記》，也研讀了元稹的《鶯鶯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就是根據這篇小說改編的。我結合當“公堂先生”的實踐，認真分析研究了王實甫的改編，與民間藝人對小說改編手法的異同。除此以外，我還認認真真地把《紅樓夢》讀了兩遍，聽了有關《紅樓夢》的所有講座。一個奇幻的文學世界，出現(xiàn)在我的眼前。一個文學之夢的胚芽，就這樣埋在了我的心底。特別令我興奮的是，讀書會期間，周立波同志曾找我進行交談，他肯定了我的小說《韓大爺》，說我已經注重對細節(jié)的描述，而塑造人物靠的就是細節(jié)。期間，我還有幸聆聽了田漢、趙樹理等名家的講座。五十多年前的這段經歷，讓我受益終生。

　　有人說，要了解湘西，必須要懂得辰河戲。我剛參加工作，就能和辰河戲藝人朝夕相處，湘西的窗口由此向我敞開。更為幸運的是，1963年，我作為一名工作人員，參加了為期八個月的辰河戲藝術遺產發(fā)掘工作。湘西各地的16位辰河戲名老藝人受邀參與這項工作。他們年齡最大的85歲，最小的也近70歲。老藝人或是出身辰河戲世家，或是曾在清末的科班里坐科。我和這些梨園宿耆一道，對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的辰河戲藝術，進行從未有過的全面清理盤點，古老戲曲的千姿百態(tài)，使我眼花繚亂。夜晚，是老藝人們的休息時間。我和他們一道，夏天乘涼，冬天烤火，聽他們擺龍門陣。老藝人打開話匣子，總有說不完的故事。他們擺起了幾十年來在“辰河”上下闖蕩碼頭，酬神唱戲的種種情景。老人們興致勃勃，無所不談，當年社會上三流九教發(fā)生的逸聞趣事，常常成為閑談的主題。有時，老人們興致來了，甚至將他們人生中從不示人的隱秘(包括和大戶人家姨太太私奔的風流事)也合盤托出。老人們以聽眾的哈哈一笑為滿足。一幅清末民初湘西社會生活的風情畫，就這樣在不經意間印在了我的腦海。我完全沒有想到，四十多年后，老藝人都早已不在人世，而他們訴說的那些生動無比的故事，卻作為那個時代的絕響，出現(xiàn)在了我的長篇小說之中。

　　就這樣，我被說成是既能創(chuàng)作現(xiàn)代戲，又懂得傳統(tǒng)戲曲的劇團編劇。我榮幸地成為了省里的三位重點青年戲劇作者之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專心致志地投入到劇團的工作中。我只得依依不舍地漸漸遠離了文學創(chuàng)作，再也沒寫過小說。我在劇團，繼續(xù)擔任著“公堂先生”，將一部部古典小說，開列成“橋路”，由藝人們天天在劇場里演唱，維持著劇團的運轉。其間我創(chuàng)作的劇本，得以在刊物上發(fā)表，由劇團演出。今天看來，當年的“成績”，實在是如同過眼煙云，除了我自己，誰也不會再記得起它?？稍谀菆?ldquo;文化大革命”中，卻不由分說地變成了我的“罪行”，成了我無休止受苦受難的由頭……

　　“文革”結束，我也結束了不堪回首的痛苦生涯，落實政策回到了單位。這時候，我所在的黔陽地區(qū)(即今懷化市)，出現(xiàn)了一件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安江農校教師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科研取得成功。不知道有關部門怎么會看中了我，讓我編寫一部這一題材的電影劇本。為此，我跟隨著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去到了廣西的南寧，海南島的黃流、荔枝溝、南紅農場等地的試驗現(xiàn)場，進行了深入的采訪，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創(chuàng)作電影文學劇本之前，我應省里的《湘江文藝》雜志之約，寫了一篇17000字的報告文學《稻香萬里》，發(fā)表在該刊1977年的第6期上。這是一篇全國最早以雜交水稻科研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曾被輯入多個報告文學集，在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期間，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多次全文播送。由于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電影劇本雖然寫了好幾稿，卻一直沒能投入拍攝，最后不了了之。我十分慶幸和珍視在自己的文字生涯中，能有這樣一段令我終生難忘的經歷。袁隆平心智的廣闊與高遠，性格的堅韌與豁達，以及他為人類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令我感佩與欽敬。他的人格魅力與科學精神，伴隨著我此后的人生，成為我終生為之看齊的標桿。

　　1981年初，湖南的一家出版社擬出版一套湖南的民間故事叢書，向我約稿。再三斟酌，我的選題定為《沅水的傳說》，搜集的范圍聚焦在千里沅水。于是，我便有了一次考察沅水的機會。當時，有一個叫做“沅水整治指揮部”的機構，負責沅水航道的治理。我有幸請到指揮部的孫恩惠工程師，擔任顧問與向導，與我結伴同行。那時候，沅水一座水電站也沒有，暢通無阻，長年通航，由各個航標站管理沿江的航標。我們從沅水上游的托口出發(fā)，由各地的航標站派航標船遞送，經過十七天的行程，到達常德。孫工從事沅水整治工作二十多年，對沿江所有航道的變遷都十分熟悉。沅水上的一座座險灘，經由他和團隊的爆破，險情都得到了改觀。航標船途經這些險灘時，他都會告訴我，這里沒炸之前是什么樣子，險在什么地方，是采取了怎樣的爆破，才變成今天的模樣。我們每歇在一個碼頭，都要請來當地的老人(多為舊時的水手、排工和纖夫)，給我們講沅水的故事、傳說；講船排行江的經歷和習俗；講舊時的軼聞趣事。到達常德以后，我們去到那里的麻陽街和西堤，采訪那里的麻陽老鄉(xiāng)，他們的祖輩都是水上人，后來落戶在常德?；剡^頭，我和孫工分別，只身溯水而上，回到沅水的第一天險青浪灘，在灘邊的航標站小住了半月。在這里，我拜謁了殘破的伏波廟，尋訪昔日助人駕船、排飆灘的“灘師”、在灘上從事沉船打撈的“洣匠”。后來，由于組稿編輯調走，出版計劃未能付諸實施。我搜集整理出的《沅水的傳說》部分書稿，只能以單篇的形式在報刊上陸續(xù)發(fā)表。而我對千里沅水探訪的意義，絕不僅限于此。沅水河，湘西的母親河，她承載著湘西的歷史和文化，也是湘西的命脈所在。我是一個幸運的人，能夠在沅水還基本上還保持著原生態(tài)的當年，跟隨一位對沅水了如指掌的向導，進行了那么一次深入細致的探訪。能獲得這種機會的人，除了我，恐怕就很難再有別的什么人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繁盛的年代。作家們在的擺脫了多年的精神桎梏之后，井噴似地暴發(fā)出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優(yōu)秀文藝作品層出不窮。而我卻沒能成為這個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進入不惑之年的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惑與苦惱。回溯二十多年的文字生涯，原日躊躇滿志，如今卻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才能，不論是文學，還是戲劇，都產生了質疑。當年寫的第一篇小說《韓大爺》，雖然得到了周立波的肯定，可就是因為小說里寫了公共食堂，開始有點小小的轟動，后來便變得無聲無息了；報告文學《稻香萬里》，也曾轟動一時，可就是因為寫了華國鋒對這項科研的支持，不但無緣獲獎，評論界再也無人提起了。我為自己的努力感到悲哀。再有，我作為多年的編劇，劇本倒是寫了一些，回過頭看，大都是配合中心的宣傳品，當時也曾紅火過，過后誰也記不住，更不要說能夠保留下來。思來想去，我感到必須另辟蹊徑，做點更切合實際，也更有意義的事。我想到了當年的辰河戲藝術遺產挖掘，也想到不久前的沅水之行。這些僅是神秘湘西厚重的歷史文化的一角，就足以令我震撼和神往。湘西，這一塊蘊含著無盡寶藏的文化高地，值得我用一生去登攀。與其說抱著那搞不出名堂的創(chuàng)作，倒不如及早抽身，改弦易轍，轉而投身于這塊土地在歷史文化研究。那里才是更廣闊的天地。然而，我頭腦中雖是閃過這個念頭，卻不知從何處起步，何處入手。我處于迷茫之中，我在期待著事業(yè)、人生的轉折點。

　　正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難得的機遇從天而降，落到了我的頭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文化部啟動了“十大文藝集成”的編纂工程，其中便包括了《中國戲曲志》。戲曲志的編纂，要從戲曲的最基層，即全國各地的地方戲劇種開始。由于我早年曾在辰河戲劇團工作過，后來又參加過辰河戲藝術遺產的發(fā)掘.，《辰河戲志》的編纂任務就這樣落到我的肩上。我意識到從研究辰河戲入手，拓展到對湘西歷史文化的研究，是一個絕佳的途徑，既可以完成編纂《辰河戲志》的任務，又可以此為契機，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進而投入到我心儀的湘西歷史文化研究之中。1982年春天，我開始了相關資料的搜集。沅水中、上游廣大地域，包括湘西(含今湘西自治州和懷化市)及與之毗連貴州、四川、湖北等地都是辰河戲的流行區(qū)。我用了半年多時間，對這一地域的六十多個縣逐一進行了考察。每到一地，少則停留一、兩天，多則要住上三、五天。我查閱地方檔案文獻；拜訪民間辰河戲藝人；請教當地宿耆名流；實地勘察建有戲臺的廟宇、會館、祠堂……這些地方的歷史變遷、社會結構、民族關系、水陸交通、宗教信仰，經貿往來，風俗民情等等，無不與辰河戲在當地的流行有著密切的關系，我也都進行了調查。這一路走下來，我搜集到了編寫《辰河戲志》的第一手材料，同時也對這一廣大地域的歷史文化、地理民情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其中，我走得最多的地方是瀘溪縣的浦市鎮(zhèn)，前后有十多次。這里是湘西最早的商埠，同時也是辰河戲的發(fā)祥地。在上游的洪江興起后，它便逐漸衰落了，而這里的文化脈絡，卻一直保留了下來。后來，小說《湘西秘史》中的浦陽鎮(zhèn)，寫的就是這個地方。

　　1984年，《辰河戲志》編纂完成，我被借調到省里的《中國戲曲志·湖南卷》編輯部協(xié)助工作，前后時間長達三年之久。其間，我工作任務的一項，是負責核對志書中引用的所有古籍文獻。我借著這個由頭，一頭扎進湖南圖書館，干起了“私活”，泡在那里的古籍部，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湘西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瀏覽歷代文人墨客有關湘西的詩文、筆記、日記和相關著述。民國時期的著述、期刊、報紙，也都成了我涉獵的范圍……前后一年多，我通過湘西歷史文獻的研讀，原日田野考察中的許多疑惑，都得到了解釋和印證。湘西厚重的歷史文化的脈絡，在我的腦海中變得更加清晰。

　　1986年初，我與《湖南日報》的一位編輯朋友閑談。他得知我這些年走了湘西的許多地方，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又坐了那么長時間的圖書館，接觸到湘西的相關文獻資料，便約我寫點兒有關湘西歷史文化的隨筆短文，在他編輯的“湘江”副刊上發(fā)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選題，便一口氣寫出了好幾篇，同時還給了他開列一個擬寫的篇目。那位朋友看了以后非常感興趣，當即拍板，在“湘江”副刊為我個人開辟一個名為“五溪漫話”的專欄。專欄的每篇文章千字左右，內容包括湘西的地理民情，歷史事件，民族遷徙，地方特產，民間百藝，奇風異俗等等，既具知識性，又有可讀性。陸續(xù)發(fā)出以后，反響非常好。專欄的開篇文章《浦市說古》，寫的是瀘溪縣的浦市鎮(zhèn)，也就是后來《湘西秘史》中的浦陽鎮(zhèn)。專欄持續(xù)了三年，發(fā)表的短文有四十多篇。之后，這個選題的文章又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隨筆的涉及面非常寬泛，其中的許多篇目，后來都成為《湘西秘史》的內容。

　　我從事文字生涯以來，一直與辰河戲息息相關。多年來，我不但將辰河戲放在湘西歷史文化的大格局中去研究，同時也將辰河戲擺在中國戲曲文化的大格局中去研究。就戲曲文學而言，我認為中國戲曲可以分為文人戲曲和藝人戲曲。文人戲曲出自文人的案頭；藝人戲曲出自藝人的口頭。中國戲曲的研究從王國維開始，研究的幾乎都是文人戲曲，把大量的藝人戲曲忽略了。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藝人戲曲才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藝人戲曲的代表劇目，是各個地方戲劇種中以佛經目連救母故事為題材的“目連戲”。地處偏僻一隅的辰河戲，便是一個擅演目連戲的劇種。由于目連戲涉及到宗教內容，新中國成立后便從湘西舞臺上絕跡。我在為編寫《辰河戲志》進行的采訪中，屢屢聽到老藝人說起當年演唱目連戲的情景。而在當時，熟知辰河目連戲全堂劇本和排場的，就只剩下一位年過八十的老藝人石玉松了。我深感情況危急，于1984年9月去到石老先生鄉(xiāng)下的家中造訪，經由他口述，我筆錄了全部辰河目連戲的劇本。就在我離開他家的二十天后，老先生溘然長逝。1989年初，我所在的單位獲得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促進基金會的一個搶救傳統(tǒng)文化遺產援助項目。我想到了辰河目連戲，鼓動單位以“搶救辰河目連戲”為項目進行申報，很快就獲得通過。我成為此次活動的主要策劃人。我召集老藝人，整理出《辰河目連戲演出本》，又組織編印了《目連戲論文集》。這年10月，在經過精心重排之后，辰河目連戲在停鑼歇鼓四十年之后又重新登上舞臺，演出時間長達50個小時。此次演出還遵從舊時規(guī)制，與當地民間正一派道士的“羅天大醮”配合進行。整個演出和宗教活動都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進行了全程錄像。前來觀摩的日本、法國、加拿大以及國內專家學者反響強烈。演出結束后，召開了國際目連戲學術研討會。后來，我在創(chuàng)作《湘西秘史》時，特意安排了“目連大戲”一章。

　　說起湘西，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這里的巫儺。湘西的辰州巫師名揚天下，奇異巫術編織的千古謎團，曾誘發(fā)過無數世人的好奇心。湘西的巫儺文化，滋潤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以文化學者的眼光看，巫儺著實是湘西文化的根基和源頭。不懂得巫儺，就無法面對湘西的文化現(xiàn)象和社會百態(tài)。1992年，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和臺灣清華大學合作的科研課題——“中國儺戲研究計劃”啟動。我有幸作為湖南方面的學者，參與了這項課題。在此后長達八年的時間里，我有機會以家鄉(xiāng)會同縣為基點，進而輻射到洪江、黔陽、溆浦、辰溪、新晃、芷江、麻陽、沅陵、瀘溪等地，對湘西巫儺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田野考察，采訪了一百多位巫師，得以掌握湘西巫儺包括儺儀、儺技、儺歌、儺舞、儺戲等內容的幾乎全部資料，并擇其精要，撰寫成相關專著和論文在海內外發(fā)表，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湘西，還有一種獵人信奉的“梅山教”。梅山巫師用法術加技術，進行狩獵活動。其中道藝最為高超的，當屬以弓弩毒箭射殺虎豹的梅山虎匠。由于虎、豹絕跡，國家實施動物保護，梅山虎匠這一古老職業(yè)瀕臨消亡。我的幸尋訪到湘西最后的幾位梅山虎匠，對這一古老的狩獵方式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撰寫成一部專著在臺灣出版。千百年來，巫儺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曾滲透到湘西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人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解讀古代湘西人的精神世界，巫儺是最好的切入口。通過對于巫儺的研究，使我對于湘西的認知變得更加全面和透徹。許多我進行過研究的湘西巫儺事象，后來都成了《湘西秘史》中相應的章節(jié)。

　　2000年，我參與的海峽兩岸合作的科研項目結題，同時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齡。在我從事文字生涯的40多年里，一直在圍繞著湘西打轉。我以地方戲辰河高腔為突破口，對湘西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既頗有廣度，也頗有深度的研究。退休，意味著我進入了老年，而離生命終結卻仍然還有些時日，我須要對晚年生活作出適當的安排。首先我認定，必須將“認知湘西，表達湘西”的目標持續(xù)下去。二十年來，雖然我已有一百多萬字的著述行世，但我所掌握的資料，有許多都還沒有來得及派上用場。我的那些研究湘西歷史文化的著述，雖然也在學術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除了發(fā)表在報紙上的隨筆短文以外，受眾是非常有限的。一些發(fā)表在海外的專著、論文，內地很難見到。我不希望多年的辛勞，變成了自個兒的孤芳自賞。湘西這片土地，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曾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我熱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湘西，了解湘西厚重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這時，我不知怎的，竟然產生了寫長篇小說的念頭。我想，只有寫一部反映湘西歷史文化的大書，我多年的研究成果、生活積累才能很大限度地派上用場。我認定，通過幾十年對湘西的了解與研究，再加上早年從事戲劇、文學創(chuàng)作的經驗，我完全具備了寫這樣一部小說的條件。

　　我開始了《湘西秘史》長達十四年的創(chuàng)作。如今，小說出版，我也松了一口氣。丑媳婦要見公婆面。小說寫得怎么樣?任讀者評說。這一項心愿完成了。我的身體還可以，腦子也還清醒，下一步該做什么呢?憑心而論，研究湘西歷史文化，也同樣是一項非常重的工作，我依然是放不下的。一個古稀老人，盼望老天爺能多給一些時日，讓我對以往的學術研究作一個總結，用我手頭的資料，為湘西寫一部文化史。但愿我的這個心愿，也同樣能夠得以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