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院青年寫作研討會提出的“國族經(jīng)驗”對文學風向很敏感，可能為當 下創(chuàng)作提煉出一種“新文學”的關鍵詞。所謂國族，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簡略說法，先有國家的規(guī)約和調適，才有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所謂 國族經(jīng)驗表達，就是中國經(jīng)驗表達，就是站在民族國家的高度去表達時代生活的整體經(jīng)驗，從而為世界文學提供容納本國整體生活的國家文學，形成可以平等對話的 文學資本。國族經(jīng)驗表達首先是時代精神的呼喚，近年來，我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代語境已經(jīng)悄悄發(fā)生了巨大的嬗變。中國夢的提出，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推進，習近平 總書記《講話》的發(fā)布，使以前含混不明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格局開始走向兩個明晰的方向：一個是文學本位意義上的生產(chǎn)精品，一個是國族經(jīng)驗表達意義上的中國經(jīng)驗 書寫。在我看來，在當下談國族經(jīng)驗表達，就是對中國夢的文學表達，中華文化復興的原創(chuàng)性實踐。其次，也有當代文學自身發(fā)展的原因，如先鋒文學走向疲軟，當 代文學需要尋找新的活力之源。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族經(jīng)驗表達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必由之路。

　　從小地方寫出全國性和世界性

　　呈現(xiàn)中國經(jīng)驗，涉及到當下創(chuàng)作不得不正視的兩個問題：一是地方性寫作必須具有全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背景，不是某一個地方封閉滯后的生活實錄或奇風 異俗的獵奇展覽，而是通向國族經(jīng)驗表達和世界文學坐標，比如湖南作家對生活的敘寫很實誠，具有扎實的寫實能力，但往往缺少開放的意識，習慣于在一個封閉的 本土環(huán)境里埋頭寫作，可否倡導一種開放的、辯證的、融通的本土化寫作，創(chuàng)造一種根植于湖湘文化、同時具有時代性和世界性的中國書寫形式。二是用現(xiàn)代主義之 光鍍亮當代中國作家的寫實傳統(tǒng)。我們當代文學有深厚穩(wěn)固的寫實傳統(tǒng)，如柳青、梁斌、周立波、趙樹理的寫作。這個傳統(tǒng)被先鋒小說潮流沖擊之后，似乎已經(jīng)隱 退，面對紛繁復雜的當下生活，亟需接續(xù)與創(chuàng)新。甘肅作家楊顯惠就是當下文學寫實的一個例子，比如短篇小說《上海女人》寫人們吃黃茅草籽：“籽兒收集回去再 用鍋炒熟。炒的時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當然，那么小的籽兒，你是聽不見爆聲的，要用眼睛看，籽兒在鍋里自己動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真 的具有驚人的細微可靠的寫實品格，不需任何抒情與告白，時代的悲哀自然在寫實中彌散開來。這樣扎實的寫實在這個后現(xiàn)代主義時期尤其稀缺。與此同時，它又是 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比如它的零度敘事，那不動聲色后面蘊藏的巨大悲憫；它的自由直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它的旁觀者敘述視角，故事中套故事，都傳達出世界文 學的形式意味。

　　從個體經(jīng)驗通向時代整體經(jīng)驗

　　近幾年來，有一類文體比較火，最近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獲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更是提高了這種文體的熱度。它就是非虛構寫作，比 較流行的文本有丁燕的《工廠女孩》、梁鴻的《中國在梁莊》，還有最近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我注意到，這些書都寫得不厚，十幾萬字，但它們的影響力 以及對時代精神生活的介入力量，遠超過大部頭的史詩型作品。為什么非虛構影響力這么大?我想，最重要的是它抽取社會生活的樣本進行個體經(jīng)驗的深描，把個體 的痛感和沉思楔入到整體的時代生活之中，從而找到了一個從個體經(jīng)驗通向時代整體經(jīng)驗的寫作方式。非虛構寫作往往抓住當下最緊迫最重要的社會話題，截取此時 此刻社會生活的關鍵詞，不局限于寫對象的職業(yè)，更注重寫出人的真實狀況。正如丁燕所說，非虛構寫作更強調作者的介入性，未必是爆炸性新聞的人和事，可能是 小人物，通過對小人物的生活場景和他們內心訴求的描寫，可能勾畫出一個真實的當代中國的圖景。我想說的是，這種非虛構寫作經(jīng)驗不只適用于紀實作品，完全可 以擴展到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比如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講述了一個“蟻族”艱辛奮斗的悲劇故事，表達了作家對社會新底層群體——大學畢業(yè)生的深切 關注，揭示了資本擴張時代個人自強竟無用的驚悚現(xiàn)實。涂自強的悲傷豈止是個人悲傷，它是一個時代社會底層的普遍悲傷，也是一個社會運營機制的內傷。如果當 下的青年寫作能夠從個人化走向時代整體性經(jīng)驗表達，每個作家努力捧出一個鮮活的社會生活樣本，這些樣本就可以匯成整體的中國經(jīng)驗書寫。

　　從人的生存通向人的存在

　　我一直向往這樣一種寫作：在形而下的物質生活與形而上的人生哲學之間，存在一條秘密的通道，彼此聲息相通，互相通達，互相指證。通過它，小說從 人的生存走向人的存在，從對個體生活的描摹上升到對人類普遍命運的關注和表達。比如閻真的長篇小說《活著之上》中有一個細節(jié)，男主角聶致遠為了取悅女友趙 平平，拿一本雜志滿屋奔跑，費盡力氣為她打死了五只蒼蠅，終于獲得了女友的認可。讀起來很覺滑稽好笑，但細究起來卻不好笑，背后藏著難以言說的辛酸和無 奈。我們可以看出，這里已無愛情可言，從小說中這對男女關系看不到愛情的溫暖和美好，看不到那種愛情夢想的玫瑰色。這個細節(jié)揭示了當下消費主義時代人們 (尤其知識分子)悲涼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他們存在的虛無。說明在當代中國現(xiàn)實中，當詩意與寧靜都已淪為消費對象的時候，一些小說家還在虛構和推崇《廊橋遺 夢》式的愛情故事，是多么輕飄與虛幻，多么不可靠，多么不落地。在這個意義消解、夢想破碎的時代，如果我們的青年寫作仍然沉緬于私人化小資化的日常生活敘 事，只會強化意義消解，加速夢想破碎，擴大時代幻象的光暈。當下青年寫作應該擔當起人的精神價值重構的責任，把寫作努力從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海德格爾 說，真理就像森林中的一片空地，存在者在光亮中顯現(xiàn)，或在黑暗中隱蔽。我想，當代青年寫作的每一個作品都應是一小片“林間空地”，那橫生致密的枝干、汁液 飽滿的樹葉是人的生存與生活實料，而陽光照進樹林，枝葉搖曳，光斑交織，明暗變化，則形成海德格爾所說的疏明狀態(tài)，呈現(xiàn)人的存在，引領社會生活保持人的本 真和詩意的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