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星期前剛給《文學報》寫過一篇談文學批評的文章，大意是不管怎樣，批評家最后總要說出自己對作家作品的價值評判，否則就是鴕鳥政策。老生常談，販賣常識，在慣于渾水摸魚的人們看來，大概也是非常不知趣的多管閑事。但這么想，就這么寫了，管不了許多。

　　現在又被《文學報》勒令談批評，似乎被“文學批評”四個字套牢，怎么也磨不開。在話題不斷翻新的“微時代”，這也真狹隘固執(zhí)得可憐。但沒辦法，還得接著談，并非我特別喜歡，也不完全因為《文學報》的勒令，而是覺得既然吃文學這碗飯，有時總不免要談談批評。就像農民，見面問過“吃了嗎?”往往就只剩下高雅的文人所謂“共話桑麻”了。不然你要他們干什么呢?

　　話雖如此，總還想說點新意。這就是文人和農民的區(qū)別。吾鄉(xiāng)農民篤實(當然也可以說沒出息)，怕折騰，認為只要境況不更壞，每天如此就好。否則就是不安分。文人不然，我雖農民出身，但性質已變，固然不敢美其名曰“創(chuàng)新”，但好歹總想折騰一番。

　　閑話少敘，且看這回究竟能否折騰點什么新意吧。

　　批評的必要性無需多說。但細究起來，也頗難說清楚。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未必。早有讀者抱怨，不看批評還好；看了批評，腦子未必會弄亂，但失去閱讀的新鮮感是肯定的。我自己每看一部新作，也盡量不敢先看關于它的批評，更不敢輕信時下流行的“腰封”上那些個吆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什么偶爾還要寫點批評呢?幫助作者更好地創(chuàng)作?也未必。作家聽批評家的意見決定怎么寫，這跟讀者被批評家的意見左右著看作品，一樣不可能，也不合理的。果真發(fā)生這種事，只能是作家和讀者的不幸。

　　作家像一棵樹，長在那里，適應了一方水土，你跑去左搖右搖，甚至要它挪窩，會有利于樹的生長嗎?這種折騰，有百害而無一利。

　　魯迅時常抱怨批評，他說過：“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他甚至說，“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痙攣，汗不敢出”。顯然他是看批評的，但看過之后覺得很不是味道，這才有對批評的不敬之辭。他勸青年作家：“對于無論打著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答北斗雜志社問———創(chuàng)作要怎樣才會好?》第八條，就是“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他還老老實實招認：“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chuàng)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

　　請注意，魯迅抱怨的是“那時”的“批評界”，并非真的抹殺批評。關于批評，他也說過許多正面的話，不是專門有過一篇《我們需要批評家》的雜文嗎?我想他無非是希望中國的批評盡早成熟，“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他勸作者不要看批評，是勸他們不要過于看重乃至迷信批評，這樣會失掉無論好壞的批評或有的借鑒作用，“不過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讓批評家們任意踐踏自己的大腦。

　　作家太看重批評家的意見，魯迅也舉過例子。比如他十分惋惜“五四”時期的老作家楊振聲，說楊寫《玉君》，“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博采眾議，將《玉君》創(chuàng)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后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這并非孤例。茅盾寫《子夜》，聽瞿秋白的指導，讓吳蓀甫失敗后強奸老媽子，不是傳為“佳話”，雙方因此都很沒面子嗎?楊振聲、茅盾是現代名家，瞿秋白和楊振聲周圍的“朋友”也都是高人，他們尚且如此，豈不值得我們稍微想一想嗎?

　　許多作家在專門為他們召開的作品研討會上氣色凝重，埋頭書寫。我有想，該不是裝模做樣，打發(fā)無聊吧?果真如此倒好，否則可就令人擔憂了。

　　我這樣說，似乎宣布了批評的死刑，認為批評全無必要，毫無價值。其實不然。

　　批評是有必要，也有價值的。這必要和價值，我以為首先是針對有批評意識的批評家同行，間接地也包括有批評意識的作家與讀者?；蛘吒鼫蚀_地說，首先是為了讓批評界同行和讀者、作家之間通過批評，相互砥礪，增進彼此的批評與反思的能力，并間接影響到讀者的閱讀和作家的創(chuàng)作。

　　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在 增進批評意識而非指導閱讀和寫作的意義上發(fā)表意見，或傾聽別人的意見，批評的必要性和價值就顯示出來。只要人類還關心文學，還因為關心文學而愿意彼此交換意見，并從而構筑起有形無形的批評的平臺，就總會有批評這回事，總會因為批評而有益于彼此的心智發(fā)育。

　　先說讀者和作者。如果缺乏批評意識，他們讀了批評，要么完全拒絕，刀槍不入，要么照單全收，全無鑒別。這就不是拿批評當批評，而是當圣旨，或者當毫無意義的瘋言瘋語甚至惡意誹謗。

　　批評家同行也一樣，如缺乏真正的批評意識，就不會虛心傾聽各種觀點，從中獲益，而只會黨同伐異，聽到相同意見就點頭稱是，引為同道，對不同意見就皺眉頭，甚至以為在打自己的臉，趕緊明察暗訪，看對方有無險惡動機或幕后黑手。

　　沒有批評意識的作者和讀者固然不少，沒有批評意識的批評家也很多。我自己經常就未能免俗。所以我覺得，批評家首先要對著有批評意識的同行、讀者與作者說話，就像足球運動員只能跟足球運動員踢球，不會找排球、乒乓球、手球、曲棍球運動員、扔鐵餅者或泰森去比試。

　　足球運動員找準位置，跟另外一組足球運動員比試，自然就會有非足球運動員買票去看，或蹲在電視機前欣賞，因為專業(yè)球員和各種各樣的觀眾之間圍繞足球有一個交流平臺，那就是足球競技的“門道”、“藝術”、“美感”，至少是“刺激”、“熱鬧”和“體育彩票”。

　　文學批評亦然。批評家用長期專業(yè)訓練建立起來的批評話語和套路談論作家作品，把作家作品放在他們相對熟悉的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全局中“評衡”(徐志摩稱批 評家為“評衡家”)，非批評家的作家、讀者也感興趣，盡管他們不會用批評家的話語、套路和方法去思考，去發(fā)言，但他們覺得這也有點意思，就像場外觀眾覺得雙方球員在綠茵場上爭搶一只足球并不是發(fā)神經病。

　　批評跟文學有關，但不限于文學，它通過談論文學，頻頻指向社會、歷史、群體、個人、思想、感情、想象、語言、見聞、經驗、智慧。只要人類還在乎這一切，那么，對于和這一切有關的情智活動之一的文學批評，就不會完全漠不關心。

　　批評的功用，首先不是要給作家作品發(fā)獎，給他們在圖書市場吆喝，給他們在文學史上提前確立某個地位，而是通過批評活動，增進批評界同行、作家、讀者的批評與反思的意識，從而為一個時代的整體文學運動略盡綿薄之力。

　　試想，如果沒有批評，只是作家無聲地寫，寫，寫，讀者無聲地讀，讀，讀，一個時代文學的批評與反思意識就顯示不出來，更斷乎不可能在這樣無聲的讀寫之間有所增進。那將是怎樣一個局面?

　　所謂批評要找準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功用，指的就是這個。

　　但也有前提：得認真批評，大家才愛看，水平如何倒在其次。就像足球運動員得認真踢球，如不講規(guī)則，不講技巧，平時也不堅持鍛煉，哨子一響就下場亂踢，甚至踢黑球，旁邊教練還吹黑哨，再熱心的球迷也不愛看。

　　然而即便如此，就像受到愚弄的球迷一樣，讀者也不會因此完全放棄批評。他們可能被刺激得自己也“批評”起來，像憤怒的球迷從場外扔臭鞋子，或扔過之后再認認真真寫一點書評。許多精彩的足球評論就是在扔過無數次實際的或心目中的臭鞋之后寫出來的，網絡上許多姓名在文學圈里很陌生的作者的好書評，恐怕也是這么寫出來的。

　　“界外高人”于是誕生，他們越多越好，既有益于同在“界外”的普通讀者與觀眾，也能讓“界內”批評家、作家、足球評論員、運動員、教練和官員醒醒腦子，幫助他們獲得批評和反思的意識，各自找準位置，都別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