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利用的重要性在理論意義上是被廣泛承認的，但就實踐操作而言還遠未兌現(xiàn)為普遍的研究現(xiàn)實，“目前當代文學研究仍程度不同地延續(xù)著20世紀80年代‘泛理論化’的路徑，無視或忽視文獻史料的現(xiàn)象依然相當普遍”，“不僅不能與古代文學相比，就是與近現(xiàn)代文學也存在較大差距。”(吳秀明、章濤：《當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歷史困境與主要問題》)那么，是怎樣的“復雜因素”的影響，致使當代文學史料利用滯后以致樸學精神在此領域遲遲不能確立呢?細究起來，當有三個方面的“復雜因素”。

　　一是史料發(fā)掘與整理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往往收效不高。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一手史料的分散、無序，“廣種薄收”式發(fā)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兼之書信、日記等的私人保護、檔案使用的制度障礙，都使史料發(fā)掘工作往往曠日持久。這種“冷板凳”功夫對于需要快速出“成果”的當代文學研究而言，未免過于低效。二是不少研究者對于史料的“現(xiàn)場”價值認識不足。實則一手史料之價值不僅在于可以佐證觀點，更在于因大量一手史料的聚集而慢慢浮現(xiàn)的歷史現(xiàn)場可以改變甚至有力沖擊研究者習之既久的文學史觀點和問題框架，使之獲得一種與自己時代公共“語法”有所疏隔的珍貴的“距離感”。而新的史料的發(fā)掘，不同的歷史現(xiàn)場的次第浮現(xiàn)，更可使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始終處于鮮活變動之中。三是已經進入史料領域的研究者的方法論局限。這主要表現(xiàn)在，受歷史學、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不少研治史料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時往往缺乏前沿的問題意識，甚至真的相信傅斯年關于“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權宜說法。其實，即便在歷史學界、古典文學研究界，如果研究僅以鉤沉史事為能也是有所爭議的，何況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尤其當代)與前兩者終究有很大不同。作為一門與當代國人現(xiàn)實處境和精神困惑緊密相關的學科，當代文學研究素以敏銳的時代觀察與最新理論方法的吸收為特征。如果說，缺乏細密史料基礎的議論文風今天逐漸引人不滿，那么缺乏新眼界、新理論的單純史料考訂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尤其評論界)同樣難以贏得廣泛的認可。史料考訂難以出思想，缺乏思想能力才去做史料考訂，這雙重“成見”都妨礙了當代文學研究在實踐中落實史料問題。

　　三個方面的“復雜因素”共同導致了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工作的滯后。缺乏對史料發(fā)掘系統(tǒng)而艱苦的努力，缺乏有意識的“歷史化”的方法調整，這一學科因此始終不能擺脫“批評”狀態(tài)，以致經過60余年發(fā)展仍然只能以“還很年輕”(陳思和語)來自勉(抑或化解尷尬)。那么，又該怎樣改變這一被動局面呢?應該說，這涉及多個層面。譬如，大型史料文獻叢書的整理與出版，體制資源之于史料工作的傾斜，史料意識的繼續(xù)提倡，等等，但其中存在一個易于被疏忽的關鍵層面，就是史料利用中問題意識的建立。實際上，當代文學研究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隔閡，即偏重史料的學者往往以為評論家不過是蹈空虛談，所撰宏文終究不過是“速朽”之“時文”，緊密跟蹤前沿的評論家則覺得一篇佚文的發(fā)掘或一件文壇往事的鉤沉究其實不過是基礎性資料工作，稱為“研究”不免勉強。消除隔閡、共同促進學科的發(fā)展，無疑需要史、論雙方的有效交流與自我調整。而就在當代領域從事史料工作的學者而言，就不能固步自封于古典學科的學術規(guī)范，而是應該積極尋求與評論家的“對話”，避其短處而發(fā)揚其長。具體說來，就是要借鑒評論的問題深度，著力提升史料性文章的研究品質。

　　那么，又當如何提升呢?可以八字概括之：“即事生理，以理說事”。所謂“即事生理”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方面，史料研究者應避諸多當代評論之“短”，力忌置原始史料于不顧、憑空擲出許多“重大問題”(有時所謂“重大”亦有拾西人牙慧的嫌疑)，或者“問題在前、史料在后”，只是為我所需地“點綴”一些有利于己的、俯拾可得的史料。相反，研究第一事即是暫時懸置所謂“問題意識”，盡可能廣泛地爬梳原始的一手史料，如作品的初刊本和初版本，“文本周邊”的書信、日記、檔案、回憶錄等，“竭澤而漁”，窮盡為佳。另一方面，則應兼取評論之長，力忌像一些“史料主義者”那樣以一物一事之得為滿足、為炫資，而是力求從蕪雜、豐富的史料及其所聚合而成的歷史場景中發(fā)現(xiàn)其自身所涉及、包含的深刻的文學史問題。直接從“事”中“生”出其“理”，而非外置一“理”到此“事”之中。譬如，“一體化”是新中國成立后文學的整體變遷之“道”。但細讀1949-1954年間的《光明日報》“文學評論”雙周刊、南京《文藝》月刊和上海《文藝月報》等刊物，可發(fā)現(xiàn)它們所經歷的“一體化”有著自身特殊的歷史“細紋”。這些刊物對《講話》頗顯淡漠，反而反復討論和闡釋“列寧的文藝原則”、藏原惟人的“人性的現(xiàn)實主義”。由此類報刊史料可以“發(fā)掘”出當年“新的人民的文藝”內部不同的“解放區(qū)文藝傳統(tǒng)”之間圍繞合法性問題展開的沖突與競爭。這是“事”中之“理”。又如細讀東北土改檔案史料中農民、共產黨與地主之間的力量博弈與相互利用，再返觀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的“再敘述”，不難“發(fā)掘”出早期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圍繞“發(fā)現(xiàn)社會”而發(fā)生在階級、宗族、鄰里、會道門等不同話語力量之間的博弈與妥協(xié)。這同樣是“即事生理”。事實上，只有可以“生理”的“事”，才更具問題空間和研究可能性。所謂“小開口、深挖掘”的學術方法，即是針對此類史料討論“挖掘”的方向和途徑的。而“以理說事”，論的就是處理史料、“挖掘”史料的途徑。相對而言，基礎性史料文章多止于一文一事之考訂，研究性史料文章則力求“深挖”，以實現(xiàn)史料與文學史問題的有效對接。而對接之中介，即是研究者從“事”中發(fā)掘出來的“理”。那么，怎樣完成如此對接呢?這同樣包括兩層。一，以“事”中之“理”為綱，激活并使用事實材料，終使史料脫出單一的真相求索之層面，而獲具新的問題性和學術意味。比如現(xiàn)實中的鐵道游擊隊的“山東甲級戰(zhàn)斗英雄”徐廣田，由于對職務不滿，在抗戰(zhàn)勝利之際突然離隊“不干革命了”，并“有時懷里揣著手槍，到鐵路局找劉金山(注：鐵道游擊隊前隊長)”“叫罵不已”(知俠：《<鐵道游擊隊>創(chuàng)作經過》)。此事對正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的劉知俠構成很大“震動”和困惑，后來他在小說中將以徐廣田為原型的英雄魯漢的結局處理為抗戰(zhàn)勝利前夕不幸犧牲。這種敘事“逃避”，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成長機制面對現(xiàn)實的尷尬與被動。此種現(xiàn)實即是革命與革命者之間廣泛存在的社會交換機制，但“規(guī)范”的敘事需要將這種交換(共贏)予以“遺忘”并將“成長”嫁接其上。這其中無疑涉及到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原理”。二，細致縝密的史料論證，可使“理”在“事”上獲得具體、結實的力量。以此“事”“理”之間的交互映照，可使史料性研究既能吸收評論的思想洞察力，又可以避免其概念推演或憑空議論的弊病。

　　比較而言，“即事生理，以理說事”也許可以有效地在操作意義上落實史料利用中的問題意識，最終真正承擔起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任務。值得欣慰的是，此種努力在近十年程光煒、李楊等學者倡導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學術工作中已初見成效，值得已步入史料研究軌道的當代文學研究者繼續(xù)努力，著力探索更為可取的研究路徑。庶幾，胡風當年批評過的“坐著概念的飛機去搶奪思想錦標的頭獎”的現(xiàn)象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才能得到有效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