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國現(xiàn)代史學形成并迅速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的史學界，派別眾多，名家輩出，作品滿目，歷史學成為當時中國現(xiàn)代學術各門類中進步最快最有成績的一門學科。凡某一門學科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大多會出現(xiàn)回顧反思性質的文字，以檢討前人所走過的道路，指示未來可能的途徑。1920年代梁啟超首倡研究史學史，規(guī)劃研究內(nèi)容為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fā)展、最近史學的趨勢。或受梁氏的影響，中國現(xiàn)代史學每每走幾步，就要“回頭看”，回顧最近史學之趨勢，不僅有總論，亦有專論，不僅有論中國史，亦有論西洋史，不僅正統(tǒng)派好回顧，左翼史家亦喜總結。所有這類文章，撰寫的旨趣，大體與齊思和寫《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長文動機并無二致，即：“百年來中國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舊史學的成績?nèi)绾?將來應采取什么途徑?”(引文凡無特別說明，皆出自拙編《中國現(xiàn)代史學評論》，下同)回顧不是目的，而是為了看清未來的路。

　　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fā)展的總體格局是偏重于頭尾與中段，即古史、近代史和蒙元史，其余重要時期秦漢、隋唐、明代的歷史，研究者相對較少。為什么研究古史的人那么多?聶崇岐認為理由不外兩種：一是古史疑問多，可做題目多；二是古代材料少，所費時間自然也少。題目多，材料少，見工較易，成名不難。他更批評投機分子研究古史，走入畫鬼一途，因鬼不易見，畫得像不像，沒有人能作比較。研究蒙元史淵源于晚清西北史地之學，又受刺激于域外漢學，國內(nèi)學界欲與外人爭勝，故治“不中不西之學”者亦不少。至于近代史(清史)的研究，自然是因為時代的需要，跟現(xiàn)實較接近，新舊各派都很關注。這種畸形的史學發(fā)展，或受西方漢學(中國學)的影響。蒙元史不用說，古史研究側重探討神話傳說，近代史注重外交方面，皆與西洋人研究中國史取向一致。所以，“回頭看”文章大多偏重這三塊領域，其他所見者少。

　　為了能盡量全面反映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方方面面，我從所搜集的1949年前時人所寫的各種“回頭看”的文字中，篩選58篇，編成《中國現(xiàn)代史學評論》這本資料集，希望對讀者認識中國現(xiàn)代史學有所助益。取舍是否妥當，受限于我的眼光和學識，不足之處，尚祈學界同道賜教。

　　搜集和閱讀這這批文獻過程中，我深感中國現(xiàn)代史學牽涉的人和事，盤根錯節(jié)，不易輕下判斷，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眾說紛紜，派系明顯，對己多夸大，對人則多打壓，真正能公允平和立論者，并不多見。譬如關于何炳松，周容《史學通論》特意講到何氏，稱許他“對于史學界頗多貢獻”。齊思和對他評價更高，譽之“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費墨頗多。然而，周予同、顧頡剛回顧近五十年中國史學，皆只字不提何氏，當有記者問到怎么評價何氏，顧氏不承認他是史學家，只謂是教育家。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似不能用孰是孰非來取舍，當綜合考量評論者的個人思想取向和立場來理解。

　　1941年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縱論各家各派，在史學界頗有影響，但質疑或顛覆周說者亦大有人在。1945年北平淪陷區(qū)的張好禮針對周文，完成《中國新史學的學派與方法》一文。文章認為，首先，周文將中國新史學運動，分為史觀派與史料派不妥當。陳寅恪、傅斯年、陳垣、張星烺、馮承鈞、洪業(yè)、齊思和等，列入史料派呢，還是列入史觀派呢?其實，他們不是僅僅考證史料，也絕不高談什么理論，“全是些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科學的史學專家”。其次，關于考古派，周氏的考古學觀念主要來自梁啟超、王國維，但梁所說的是我國舊有的金石學，不是科學的考古學，王國維所說的新發(fā)現(xiàn)，亦指古文字、舊檔案和中國境內(nèi)之古外族遺文而言，是文字學，而非考古學。真正的科學的考古學，在當時中國還很幼稚，不能對史學建設運動有何幫助。再次，釋古派，似全指唯物史觀派而言。唯物史觀派自然是地道的“史觀派”，然而釋古派一名稱，卻不應為唯物史觀派所獨占。因為在唯物史觀派之前，已有梁啟超、夏曾佑、胡適諸人的進化論釋古派，之后尚有從訓詁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或心理學諸方面求解答的釋古學派。

　　1941年署名“文超”的左翼史家發(fā)表《發(fā)展的中國新史學》一文，對周氏現(xiàn)代史林“排行榜”，不僅不承認，且頗有針鋒相對，推倒重來之意。對王國維、胡適、顧頡剛、馮友蘭的評價，與周氏截然不同，稱許甚少。凸顯的是唯物史觀派成績，謂雖不夠純熟，不夠堅固，“但一天天在向前發(fā)展”，是已經(jīng)開始衰亡的正統(tǒng)派史學所不可比擬的。

　　然而，正統(tǒng)派史家對中共史學往往刻意回避，如1945年顧頡剛《五十年來的中國史學》(李得賢代草)一文，只提及郭沫若作品。兩年后，顧氏接受記者采訪，談現(xiàn)代中國史學與史家，對唯物史觀派及其作品，只字不提。有的正統(tǒng)派史家對中共史學則以批判為主，如錢穆、曾繁康、童書業(yè)、繆鳳林等。

　　正統(tǒng)派對中共史學作品從漠視到批判，恰恰說明中共史學不是“日就式微”，而是發(fā)展迅猛，以致對手不得不有所回應。到了1947年吳景宏《中國史學界人物及其代表作》一文，破天荒從正面推介中共史家：呂振羽“近來聲譽鵲起，所著專題研究極多。……推重之者謂渠與翦伯贊、郭沫若二位，鼎足而三”；翦伯贊“可謂左派史學界大師……近著《中國史論集》、《中國史綱》，皆獲好評”。1949年齊思和發(fā)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對中共史學口吻更大變，“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對于中國過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學術的路上。……陶、郭之后，對于中國社會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呂振羽先生。……中國社會史之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到了范文瀾先生所著編的《中國通史簡編》才由初期的創(chuàng)造而開始走進了成熟的時期。……最近翦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很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齊氏此時對中共史學只“揚善”，而不敢不有所“隱惡”，足見中共史學由在野轉為正統(tǒng)的趨勢相當明顯。

　　史學史研究不應只留意學院派史學，歷史知識的傳播和普及同樣重要。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發(fā)表了大量關于歷史教育的文章，絕大部分認為當時歷史教育乏善可陳。這幾乎成為時人的共識。時人為什么對歷史教育產(chǎn)生如此普遍的惡感?我以為跟兩方面事實或有莫大關系：其一，近代中國史家沒有完成一部令多數(shù)人滿意的中國通史，讓很多教育工作者倍感失望。民國史學界彌漫著一股“無史論”，正統(tǒng)派史家如顧頡剛、錢穆，皆痛感無史可讀，完成一部中國通史，成為有些史家的終極追求。中共史家自然不能認同正統(tǒng)派的歷史作品，在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出版之前，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等也都異口同聲說沒有適合的中國通史可讀。正因為中國史學界在通史建設方面進展緩慢，導致基層學校所采用的歷史教材大多粗制濫造，未能得到教員的廣泛認可，進而影響人們對歷史教育的總體印象。有趣的是，民國時期很多歷史教科書，包括呂思勉所編的，并不完全受時人的好評，但卻受到今人的追捧，反而成為今人對民國歷史教育產(chǎn)生好感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二，歷史資源在近代中國社會動員方面沒有發(fā)揮時人所期待的作用。近代中國大部分時間處于內(nèi)憂外患的局面，特別“九一八”事變之后，國人對時局麻木，缺乏愛國心，漢奸層出不窮，批評者認為這是由于歷史教育失敗所致，甚至蔣介石也認為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史地教育負有責任，所以呼吁強化史地教育。從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以來，歷史肩負著過多的政治使命，一旦現(xiàn)實政治受挫，歷史經(jīng)常成為替死鬼，需要為現(xiàn)實失敗買單。

　　中國現(xiàn)代史學頭緒繁多，不僅關涉新舊，而且交錯中外，既便當事人的觀感、見識，亦千差萬別，更何況后人審視已往，霧里看花，難免陷入想當然的尷尬境地。如何真切又具體地認識中國現(xiàn)代史學發(fā)展的脈絡，除了研究史家和史著，盡最大可能把那個年代“回頭看”的文字搜集整理出版，讓不同立場、不同高度的同時代人現(xiàn)身說史，眾聲喧嘩，以便后人有所憑借，多方比較，從而領略中國現(xiàn)代史學多樣而豐富的面相，對之始有近真的把握，不致被后見之明或一孔之見所誤導。“回頭看”文字的作者不僅是學術實踐的參與者，同時也是評論者，諸人所見所評，未必如實，卻為后人提供前后左右比較參證的依據(jù)，是今人穿越回歸歷史現(xiàn)場不可或缺的媒介，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