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思想文化界的風云人物張競生，當下的讀者或許有些陌生。他生于1888年，廣東饒平人，為民國第一批留洋(法國)博士，1921年至1926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為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性學家、文學家和教育家。老友王開林在《新文化與真文人》一書中，專設(shè)《張競生：性博士》一章，說：“有人稱張競生是中國人口學和性學領(lǐng)域的拓荒者，這大致是不錯的，他倡導節(jié)制生育比馬寅初要早許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驅(qū)中的先驅(qū)。還有人稱張競生是中國文壇的一顆流星，是中國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蹤者，他失蹤了半個多世紀，在國內(nèi)圖書館中很難找尋得到他的著作。”

　　張競生在北大任教期間，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相繼出版，得到許多青年學子及名流如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贊譽。但在當時封建道統(tǒng)壁壘森嚴的氣氛中，他的“情人制”、“外婚制”、“新女性中心論”、“節(jié)制生育”等觀點，在社會上引起普遍非議。尤其是他在報紙上發(fā)出關(guān)于個人性史的征文，然后選出七篇，配上序言和批語，公開出版發(fā)行，引得衛(wèi)道士們暴跳如雷、大加討伐。此集雖是“擺事實，講道理，對癥下藥，對國人的性蒙昧有撥云見日之效，卻不為保守派所容……”(見王文)

　　此后，張競生離開了北大，再也無其他大學聘任。他開過書店，搞過翻譯、出版，在家鄉(xiāng)修公路、育園圃、辦農(nóng)校。解放后，任過廣東文史研究館館員。于1970年辭世，享年八十有二。這些年來，他的著作才陸續(xù)有出版社重印，如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出版的《浮生漫談——張競生隨筆選》。

　　張競生漫長的一生，有過由父親包辦的婚姻和自己選擇的婚姻，也有過一些精神上和實質(zhì)上的“情人”關(guān)系，但整體上看是坎坷甚多。他的兒子張超，在為《浮生漫談——張競生隨筆選》所作的代跋《漩渦內(nèi)外自浮沉》中，談到了母親于1952年春節(jié)后自殺的情況：“是時，土改正如火如荼，叔父已以惡霸地主罪名被槍斃……”而張競生“元宵后，突然音信斷絕”，在一種對新社會缺乏了解和極度的驚恐中，母親懸梁自縊，“雖經(jīng)人工呼吸，卻已回天乏術(shù)了”。當時的張競生靠著工資、稿費和朋友的幫助，“父兼母職”，撫養(yǎng)著幾個未成年的孩子。

　　王開林在他的文章中說：“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張競生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枯木逢春，老樹開花，經(jīng)人介紹，與南京的一位資深美女(37歲)建立戀愛關(guān)系，在張競生的倡議下，兩人在石頭城與五羊城之間頻頻鴻雁往返，張競生美其名曰‘通信試婚制’結(jié)果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算是徹底勾銷了張競生長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侶的恨憾。”

　　張超對其父的這段情感生活，在他的文章中專辟一節(jié)予以記敘，標題為“最后的情人和紅娘張次溪”。時間也有明確的界定：“1957年由情逾手足的摯友張次溪撮合，結(jié)識了徐娘未老的汪姨，這是他最后一位情人。”此時的張競生為69歲，汪女士37歲，兩人相差32歲。

　　張超說：“張次溪是廣東東莞人，父是鴻儒，本人是史學家和文學家，對明史特別是袁崇煥的研究尤精，著述頗豐且多與此有關(guān)。”

　　張次溪的父親張篁溪，曾師晚清經(jīng)學大師、湘潭名儒王闿運，與丹青大師齊白石出于同門。1920年張篁溪領(lǐng)著張次溪，于北京拜見齊白石，爾后張次溪躋身于齊的弟子之列，寫過不少宣傳、評價齊的文章。因此，在《齊白石辭典》中，皆有張氏父子的條目。

　　張競生對于她和汪女士的這段情感經(jīng)歷，寫有《情人手抄本》一篇長文，共分四段，每段標明寫作日期，分別為：“1957年3月4日”、“1957年3月9日”、“1957年3月10日”、“1957年3月13日”。據(jù)文中記載：“在三個多月的彼此近百封信中，我們彼此已經(jīng)極深度地與極廣度地了解對方的情緒和要求了。”由此可推測，張次溪牽線讓他們相識，應是1956年的歲末或1957年的肇始。

　　文中寫到北京友人張次溪 “與我情同兄弟，而有豐富的學問與見識的他與我愛人(汪女士)是通家，而極佩仰她的。”對汪女士則多有介紹：“是南京有名數(shù)的美人。她極聰敏而又俠義”；“她是‘私生女’”，在出生十天后被人收養(yǎng)；成人后為商人婦，不久又離婚”；“為了生活與供養(yǎng)二位養(yǎng)父母所迫，曾在一年間的短期內(nèi)，為舞女的生涯”；“戀過愛但未成連理，為生計去大門第當保姆”……這些文字，表達了張競生對汪女士的愛戀、渴求和消除誤會，以及他對愛情、婚姻的種種見解，熾烈、纏綿、動人。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儼如一個墜入愛河的青春年少。這種書來信往的傾訴需求，張競生稱之為“通訊試婚制”。他們信中多次談到日后的“同居”問題，沒有涉及領(lǐng)取結(jié)婚證、舉行結(jié)婚儀式等事。

　　張次溪在撮合他們時，需要兩頭聯(lián)系，既要勸說又要解惑釋疑。如勸說汪女士克服“任性”的毛病，如何當好張競生五個孩子的繼母，料理好貧困中的家事。“那位介紹的友人在信中勉勵她為‘賢妻良母’。她在許多信中真誠表示極端愛惜我的兒子，當做親生的對待。這使我極滿意。”在此文的結(jié)尾，張競生說：“在幾日內(nèi)，她就來與我同居了。我將于同居后再來寫一切的事情吧……她定在明早到達廣州了。”按文章最后一段標示的日期為“1957年3月13日”推測，汪女士應是3月14日到達廣州。

　　“同居”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認為是不領(lǐng)取合法手續(xù)的非正常婚姻關(guān)系，可見張、汪二人是敢于蔑視傳統(tǒng)道德的先行者。

　　張、汪二人既浪漫又溫馨的夫妻生活，卻未能堅持兩個月，這是令人驚詫的。張超在《漩渦內(nèi)外自浮沉》一文中說：“在學校住宿的我回家第一感想是凌亂的屋子變了樣，兩個幼弟親熱地呼之為‘媽媽’，老父臉上常掛著幸福的微笑。我正慶幸有個完整的家，但我和兩個大的弟弟又實在無法像兩個小弟那樣叫她媽。據(jù)說也是促成她成為第二個‘娜拉’的原因之一，這事很讓我悔恨不已。”同時，張超評價汪女士 “她確善于持家并精于女紅，是上得廳堂、入得廚房的人物。閑時還認真練毛筆字。但若接觸稍久，也能覺察她老于世故，視經(jīng)濟為首要的內(nèi)心世界。”又說 “她的出走太突然，對年已七旬的老父打擊極為沉重。曾寫下‘她是仙姬還是妖魔’的慨嘆。”

　　張競生與汪女士這段浪漫、溫馨的愛情生活，之所以很快結(jié)束，自然與張超所說的懂事的孩子難以接受繼母，是此中原由之一。但我揣測還有張超未曾涉及的因素：其一，在當時不辦理任何婚姻手續(xù)的“同居”，恐怕會被人視為“另類”，何況男女年紀相差又三十有余，更是令人不可理解，政治壓力與社會輿論在當時是不可寬諒的；其二，是經(jīng)濟原因，張競生的工資、稿費，要擺平一個七口之家實為難事，何況汪女士還有養(yǎng)父母需供養(yǎng)衣食，經(jīng)濟上的壓力夠大了。婚姻的真情與浪漫，既需要社會的寬宥，尤需有足以支撐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否則，只能抱憾而終。“真是好景不長，未及兩月，她忽然不辭而別，過了一段時間才回來收拾行李，只字不言原委及去向。”而“那位熱心的紅娘為此深感抱愧，當事人反而百般寬慰。”(張超《漩渦內(nèi)外自浮沉》)

　　自1957年后，張競生一直是獨守寂寞，乃于1970年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