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風格多樣，簡而言之，則分婉約與豪放兩體，明代張綖《詩余圖譜》云：“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論詞者向來都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而變者則自東坡始，宋人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蘇軾為豪放詞風的開創(chuàng)者，而賀鑄則是蘇軾與辛棄疾之間的過渡者，似乎已毋庸置疑，然細觀蘇軾之前詞壇創(chuàng)作，細較《六州歌頭》的詞牌特點，我們認為此類判斷并不符合詞壇實際。

　　北宋初年的詞作《六州歌頭·項羽廟》云：“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驅(qū)龍虎。鞭寰宇。斬長鯨。掃欃槍。血染彭門戰(zhàn)。視馀耳，皆鷹犬。平禍亂。歸炎漢。勢奔傾。兵散月明。風急旌旗亂，刁斗三更。命虞姬相對，泣聽楚歌聲。玉帳魂驚。淚盈盈。恨花無主。凝愁緒。揮雪刃，掩泉扃。時不利，騅不逝。困陰陵。叱追兵。喑嗚摧天地，望歸路，忍偷生。功蓋世。成閑紀。建遺靈。江靜水寒煙冷，波紋細、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痛傷情。勝負難憑。”此詞詠嘆了楚漢相爭中項羽從起兵到失敗的歷史過程，作者慷慨悲歌，充滿風雷之色，詞風蒼涼激越，其風度神采不讓于蘇軾與辛棄疾的任何豪放作品。此詞作者說法不一，一說為劉潛(仲方)所作，一說為李冠所作。據(jù)《宋史》記載，劉潛與石延年同時，石延年生于994年，卒于1041年，估計劉潛也大概活動于這段時間。另據(jù)錢建狀先生考證，劉潛應(yīng)該卒于1037年(《宋詩人劉潛卒年考》)，李冠約生于1019年，約宋真宗天禧(1017—1021)前后在世。而據(jù)莫礪鋒先生考證，蘇軾最早的編年作品始于熙寧五年(1072)，他的第一首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則寫于熙寧八年即1075年(《文體間的滲透——蘇軾的“以詩為詞”》)。所以，無論《六州歌頭·項羽廟》是劉潛還是李冠的作品，我們都可以確定此詞創(chuàng)作時間遠遠早于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我們一直認為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是“窮塞主之詞”，是蘇軾豪放詞風的先驅(qū)，但實際上這首《六州歌頭·項羽廟》并不比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遜色。

　　這首《六州歌頭·項羽廟》并不是個例，北宋初年詞風豪放遒勁的作品頗多。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存劉潛詞二首，另一首為《水調(diào)歌頭》：“落日塞垣路，風勁戛貂裘。翩翩數(shù)騎閑獵，深入黑山頭。極目平沙千里，惟見雕弓白羽，鐵面駿驊騮。隱隱望青冢，特地起閑愁。漢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顏皓齒，深鎖三十六宮秋。堂有經(jīng)綸賢相，邊有縱橫謀將，不減翠娥羞。戎虜和樂也，圣主永無憂。”此詞吟詠昭君和番之事，筆力雄杰，陽剛氣十足。與劉潛同時代的李冠之《六州歌頭·驪山》也一直為人忽視：“凄涼繡嶺，宮殿倚山阿。明皇帝。曾游地。鎖煙蘿。郁嵯峨。憶昔真妃子。艷傾國，方姝麗。朝復暮。嬪嬙妒。寵偏頗。三尺玉泉新浴，蓮羞吐、紅浸秋波。聽花奴，敲羯鼓，酣奏鳴鼉。體不勝羅。舞婆娑。正霓裳曳。驚烽燧。千萬騎。擁琱戈。情宛轉(zhuǎn)?；昕諄y。蹙雙蛾。奈兵何。痛惜三春暮，委妖麗，馬嵬坡。平寇亂，回宸輦。忍重過。香紫囊猶有，鴻都客、鈿合應(yīng)訛。使行人到此，千古只傷歌。事往愁多。”此詞敘述楊貴妃的一生，寫其“三千寵愛在一身”的得意、傾國傾城之美艷、“安史之亂”中的魂消魄散，抒發(fā)了作者的無限悲慨，風格遒勁蒼涼。

　　北宋初年詞壇詞風不為婉約所牢籠的作品并非只有此幾首，其他如歐陽修的《浪淘沙》(五嶺麥秋殘)借詠楊貴妃獨好荔枝之事，抒發(fā)歷史興亡之感；裴湘《浪淘沙》(雁塞說并門)寫雁門關(guān)之雄偉闊大的景觀，透露無限歷史興衰之慨；王禹偁《點絳唇》(雨恨云愁)表現(xiàn)了作者想建功立業(yè)的愿望，同時也隱含著人生失意的郁悶，風格清曠蒼涼；潘閬《酒泉子》其十吟詠錢塘江潮水之磅礴壯觀，贊嘆弄潮兒輕松駕馭潮水的英勇無畏，傳達出人定勝天的豪情，可謂大氣磅礴；林逋《霜天曉角》(冰清霜潔)寫詞人對梅花的喜愛，歌詠的卻是詞人自己所懷有的那種梅花般高潔的品格，抒寫梅花獨立塵俗的高潔，暗含著對自己高尚品質(zhì)的自許；寇準《陽關(guān)引》(塞草煙光闊)抒發(fā)對友人的思念之情，境界闊大，風格豪放。王安石今存詞29首，多為深刻雄健、蒼涼激越之篇，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稱其“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龍榆生《唐五代詞選》稱其“筆力豪縱，不為妖媚語，一如其詩文”。我們現(xiàn)在都認為唐五代《花間集》樹立了詞的創(chuàng)作范本，形成了詞體“要眇宜修”情感之特質(zhì)，但從北宋初年詞的創(chuàng)作現(xiàn)狀來看，《花間集》的影響并未延續(xù)，北宋初年詞壇生態(tài)依然表現(xiàn)出與唐代一樣的狀態(tài)。

　　《六州歌頭》本為雄壯之曲。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說：“《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吊古詞，音調(diào)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詞同科，誠可喜也。”《舊唐書·音樂志》也云：“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郭茂倩《樂府詩集》云：“鼓吹，馬上奏之，用之軍中。”明代楊慎所撰《詞品》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diào)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詞宋人大祀大恤，皆用此調(diào)。”清沈雄《古今詞話》云：“唐人率多小令，《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闕，不分過變，計一百三十六字，為長調(diào)之祖?？嗖簧跫?。按歌頭系大石調(diào)，別有《六州歌頭》《水調(diào)歌頭》，皆宜音節(jié)悲壯，以古興亡事實之，良不與艷詞同科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六州歌頭》這一詞牌本身就限定詞作感情需激越，風格需慷慨。從句式上來講，《六州歌頭》大量為三言短句，語短氣促，這些三言句一氣驅(qū)使，旋折而下，形成了“繁音促節(jié)”的藝術(shù)效果，剛好可以表達那種急迫排蕩、激昂悲壯的情緒。清代詞評家沈祥龍云：“詞之體各有所宜，如吊古宜悲慨蒼涼，紀事宜條暢滉漾，言愁宜嗚咽悠揚，述樂宜淋漓和暢，賦閨房宜旖旎嫵媚，詠關(guān)河宜豪放雄壯。得其宜則聲情合矣，若琴瑟合一，便非作家。”(《論詞隨筆》)不同的詞調(diào)具有不同的聲情特征，有的和暢，有的蒼涼，有的嗚咽，有的嫵媚，有的豪放雄壯，雖然“宋詞不盡依宮調(diào)聲情”，聲與意往往并不相諧，但北宋緊隨唐五代而來，詠題與選調(diào)之間并未完全脫離，詞調(diào)所規(guī)定的詞之規(guī)模大小，句子之長短，平仄之差異，節(jié)奏之緩急，都會影響詞之情感的表達。所以，吳世昌先生《詞林新話》卷一《詞論》中說：“詞之形式，‘豪放’‘婉約’，乃由題材決定，非欲故意創(chuàng)某派、某風，如寫獵詞豈能用閨房聲?同一送別，與朋友送別和與歌女送別即大不相同，與家屬相別更不同，……要在詠題與選調(diào)耳。”

　　從時間上來說，《六州歌頭·項羽廟》產(chǎn)生于北宋初年，賀鑄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產(chǎn)生于北宋末年，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產(chǎn)生于南宋初年，而蘇軾則在北宋中期將豪放詞風發(fā)揚光大，對于文學史的書寫而言，我們很容易得出賀鑄受了蘇軾詞風的影響，并成為蘇軾與辛棄疾之間的過渡者的結(jié)論，也容易得出張孝祥受賀鑄影響的結(jié)論。而從《六州歌頭·項羽廟》早在蘇軾之前就已如此激昂排蕩、從《六州歌頭》詞牌本身的風格特點兩方面，不難看出，實際上這樣的結(jié)論都是想當然的結(jié)果，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蘇軾并非豪放詞的首發(fā)作家，范仲淹也不僅僅是北宋初年詞壇豪放詞的唯一先驅(qū)，賀鑄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也并非受到蘇軾的影響所致。一種文學體裁主導風格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豐富性與復雜性并不能為文學史家的主觀邏輯所能預設(shè)。

　　(作者：許芳紅，系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