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陸續(xù)接觸到一些默默無聞的文學作者，他們對寫作的態(tài)度令我深感震動。說文學是生命，似乎有點矯情，但是他們的確是把寫作看得比大多數(shù)人在乎的很多東西都重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他們的作品并非無可挑剔，但是那種粗糲的質感，那種不可重復的生命體驗，那種在城府深沉的世態(tài)中不免顯得天真甚或幼稚的念頭，卻讓我感到觸電般的震驚。我突然意識到，文學，這個被預言即將消亡的東西，依然旺盛地存活在我們身邊，活在很多人的心里。

　　有理論家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提供一種陌生化的經驗，通過增加感知的難度來更新我們的認知?？墒巧鲜鼋洑v使我寧愿相信，文學所更新的與其說是我們的經驗，不如說是我們的心靈。它一次次清除我們內心的垃圾，讓因世故而冷卻的心重新溫熱，讓因麻木而堅硬的心重新柔軟。它或許并不能解決各種令人苦惱的現(xiàn)實問題，但卻可以一次次地喚起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清醒感受，激發(fā)我們解決問題的動機和意志。想來文學的價值之一，或許就在于讓人類長葆初心，而遠離衰老與疲敝。

　　由此，我對兩千年前孔子的一段話，竟然有了越來越深的認同。那時還沒有文學的概念，但是詩已經存在很久了，孔子以超凡的敏銳和深刻，洞見了后來被稱為文學的那種文化形式的意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的說法，顯然是從文學的用處即功能著眼的。關于“興”，朱熹釋為“感發(fā)志意”，其實按《說文》“興，起也”來理解，反而更加形象，即詩可以喚起某種潛在的東西，使之由無形而具體，由隱伏而凸顯，如《蓼莪》之于父母之恩，《常棣》之于兄弟之情，《伐木》之于朋友之義，《無衣》之于同袍之澤。這些倫理的情感與思想，既非生而有之，亦非抽象的說教所能深入于人心者，它們需要某種觸媒的誘發(fā)和范型的內化。而文學，以其生動的形象和豐富的情感，無疑最適于承擔這樣的使命。伽達默爾稱：“藝術最直接地對我們說話，它同我們有一種神秘的親近，能夠把握我們整個的存在。”打開一部文學作品，無論它與你真實的時空距離何等遙遠，它都立刻開始向你娓娓訴說，一如促膝傾談。他斷言：“文學對每個時代而言都是當代的。”

　　關于“觀”，鄭玄釋為“觀風俗之盛衰”。引而申之，它還預示了某種更為深廣的意味，就是文學具有一種其他東西所缺少的全息性：你當然可以把文學當作藝術來欣賞，但也無妨視之為社會檔案和歷史文獻。馬克思說十九世紀英國杰出的小說家所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所有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還要多；陳寅恪認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歷史記錄頗多舛誤，而唐詩則保留了大量的歷史實錄，反而可以作為研究唐史的珍貴史料，道理即在于此。不寧唯是，文學的歷史也是心靈的歷史，其中蘊涵著一代代人的心靈脈動，透過它們，人性的全部維度與豐富變化皆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即此而觀，“觀”義豈非深矣?

　　關于“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這個解釋未免稍顯迂曲。以宗周至春秋時代的生活形態(tài)而論，詩的使用范圍其實十分廣泛，從祭祀祈禳的祝嘏辭說到卜筮占斷的筮辭繇語，從冠昏燕饗的禮辭樂歌到朝聘往還的行人專對，都可以看到賦詩、引詩或歌詩的蹤跡。而所有這些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發(fā)生在人際交往與群體儀式之中。詩在其中所扮演的，是溝通人際的媒介，凝聚群體的紐帶，砥礪操行的針石，考見得失的鏡鑒。王國維以為禮樂制度，意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對群體倫理的崇尚確為周代人文精神之突出特質，也是儒家詩教之一大宗旨。在文化滄桑巨變之后的今天，文學之于社會生活的影響，或已不能同日而語，但是文學教育和文學鑒賞，對于形成和維系社會的價值共識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只不過其作用的機制更為曲折復雜。

　　關于“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詩多怨刺固然不假，但未必皆與上政有關。既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于是欲而不可得，惡而不能去，因而心生怨憤，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孔子雖以“無怨”為君子應有之修養(yǎng)，但也恥于“匿怨而友其人”的道德虛偽。當此之際，發(fā)情止禮的詩，則為情緒的宣泄提供了理想渠道，因為詩重比興，而比興的實質，則是設身處地的想象，夢往神游的移情。當情感被賦予了詩的形式，也就是被賦予了禮樂的形式，其消極負面的能量便已得到了部分的緩釋。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奧妙即在于此。所以，說詩或文學也是一種心理性的“社會安全閥”，恐怕也非毫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對于調節(jié)社會情緒、促進社會和諧，也有其獨特的作用。

　　在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常常要面對學生提出的各種疑問，其中經常被問到的，就是學文學到底有什么用。我自己也曾被這個問題所困擾，也曾試圖用“無用之用”的說法來勉強應付。但是現(xiàn)在，我可以有信心地說，文學絕非飽暖之余的消遣之資，也不是裝點繁華的美麗鑲邊，過去它就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悠久傳統(tǒng)，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時代里，它仍將繼續(xù)發(fā)揮實實在在的作用，既如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所揭示的，也如我們身邊那無數(shù)默默無聞的文學作者用他們永不衰退的文學激情所證明的。

　　作者簡介

　　沈立巖，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主要著作有《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tài)、觀念及其文學意義》《諸子研究的理念與方法》《圖騰之惑：中國早期宗教研究的立論與方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