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存在方式研究是1978—2008年30年中國當代文學本體論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突破了本質論理論取向帶來的文學本體論的局限，蘊含著使文學本體論論走向新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的理論生長點。今天，及時梳理和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反思它的歷史價值、現實意義以及存在的理論局限，對新世紀中國當代文論建設意義重大。

　　一、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論背景

　　從西方學術發(fā)展史的角度看，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提出是20世紀西方哲學、人文學術轉型帶來的文學存在論發(fā)生轉折的結果。這也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宏觀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在某種程度上說，文學理論往往是哲學理論的注腳，某種文論思想特別是某種文學存在論思想，常常受制于一定的哲學存在論思想。從古希臘到20世紀之前的西方傳統(tǒng)哲學本體論(Ontology)的演進中，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亞氏認為：“那些原始之‘是’(存在)，為其它范疇所依憑的事物——即本體。由于本體的存在，其它范疇如量與質等類因而得其存在”。[1]具體說來，“‘本體’一詞如不增加其命意，至少可應用于四項主要對象；‘怎是’與‘普遍’與‘科屬’三者固常被認為每一事物的本體，加之第四項‘底層’。”[2]這里的“怎是”應該指存在方式，這層意思很少有人做深入分析；“普遍”、“科屬”指的是個別事物的“本質”，與之對應的英文詞應是essence；“底層”則指事物背后的“基質”，基本與英文詞substance所指含義相當。說亞氏的本體思想具有承上啟下地位，因為他理解的“底層”(substance)大致可以概括古希臘早期從泰勒斯到柏拉圖多數思想家(巴門尼德除外)的“本源論”、“基質論”本體觀；而亞氏之后直到19世紀的黑格爾，關于“本體”的理解逐漸偏向了“本質”(essence)。即是說，意涵豐富的本體論(存在論)思想在西方形而上學的發(fā)展行程中越來越蛻變成了單純的本質論。在這種哲學思想的籠罩之下，西方傳統(tǒng)文論也逐漸把文學存在問題降格為文學本質問題，認為尋找到了文學現象背后的本質，也就破解了文學本體(存在)之謎，也就一勞永逸地抓到了文學本身。因此，似乎一門文學理論要想成立，首先必須對“文學是什么”、“什么是文學”的問題給予回答。就像伊格爾頓在批評文學本質主義時指出的那樣：“如果存在著文學理論這樣的東西，那么，看來顯然就應該存在著某種叫做文學的東西，來作為這種理論的研究對象。”[3]比如曾經給中國當代文論帶來重大影響的蘇聯文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開篇就把“文學是什么”規(guī)定為文學理論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而這“第一個問題——研討文學的本質，它的形式的特征，它的社會的任務——是文學原理的任務”。[4]

　　然而，作為在事物存在整體中占主流的、主導性地位的因素或者主要矛盾的本質，并不能涵蓋事物的整體性存在。20世紀之后，本質論的特別是本質主義的本體論論思想受到了普遍質疑和批判。與此同時，一種關系性的、系統(tǒng)觀的、結構主義的思維方式迅速興起。20世紀以來的符號學、語言學、現象學、結構主義等哲學流派盡管具體觀點各異，但在反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本體論和從事物整體、關系、結構即存在方式上把握事物存在方面，體現出了大體一致的思路。以顛覆傳統(tǒng)哲學和重建形而上學為己任的海德格爾哲學則為文學存在方研究課題的提出提供了更深厚的哲學理論資源。海德格爾深刻地指出，傳統(tǒng)哲學始終把某種特設的存在者作為最高終極，來代替關于存在自身的思考，而“存在自身”從來沒被思考過。這樣，在“存在之被遺忘”的前提下得出的“本體”觀念，不過是背離本真存在而主觀假想的虛構物。存在作為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并不與存在者相隔絕，而始終是處于在場狀態(tài)，即“存在總是某種存在者的存在”。[5]存在通過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獲得體現，我們可以在反思存在者如何存在即存在方式的過程中體會到存在本身。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語境下，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文學本體論思路浮出了水面。以語言學、現象學、結構主義等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語言學詩學、現象學文論、結構主義文論、英美新批評等文論流派也紛紛突破從文學作品外部和單純從文學材料上確定文學本質(本體)的傳統(tǒng)做法，紛紛走向文學作品和文學程序、語言、結構等方面，重新尋找可以構成文學本質的因素。如什克洛夫斯基就認為“藝術就是程序的總和”，而雅各布森則說：“如果文學學科試圖成為一門科學，那它就應該認為‘程序’是自己的唯一主角。”[6]嚴格說來，這些理論觀點并沒有超越本質論的思維模式，但它把人們探求文學存在的目光引向了被傳統(tǒng)文論遺忘和否定的“非本質”因素(在這些文論思想中，它們恰是本質因素)，強調了這些因素對于文學存在的重要意義，從而推動了本質論取向的本體論向存在方式研究的轉移。直接提出并對文學存在方式進行正面討論的是現象學文論、新評批、闡釋學文論等?，F象學文論家英伽登早期重要著作《文學的藝術作品》對文學作品進行了獨特的層次結構分析，這是他對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回答。而在稍后的《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一書中進一步探討了作為“純粹意向性客體”(The ParelyIntentional Object)的文學作品的存在結構，把它分成了語音層、意群層、圖示化外觀層、客體層和“偉大作品”才有的“形而上層”。[7]新批評理論代表人物韋勒克則直接提出了“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概念：“我們必須先提出一個極為困難的認識論上的問題，那就是‘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或者‘本體論的地位’問題。”[8]最終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七層次說。闡釋學家伽達默爾在那本著名的《真理與方法》中通過對“游戲”和“構成體”兩個獨特的概念的分析，展示了他關于文學作品存在方式的理解。伽達默爾說：“游戲并不指態(tài)度，甚至不指創(chuàng)造活動或鑒賞活動的情緒狀態(tài)，更不是指在游戲活動中所實現的某種主體性自由，而是指藝術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9]

　　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離不開上述西方哲學文化背景，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哲學、文論思潮在1980年代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文學存在方式問題也很難被中國文論界提出。不過，除了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之外，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又具有著更為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方針，1949年后國家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形成了強力干預，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論全面向左轉和日益政治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當代文學、文論這架綁在政治戰(zhàn)車上的機器，終于被淪為了“階級斗爭的工具”。“新時期”開始之后，文學界面臨的最緊迫任務是如何澄清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首先破除的障礙是‘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論和‘文藝從屬于政治’論。”[10]隨著文學創(chuàng)作對國家政治意識形態(tài)禁錮的不斷突破，文學自覺、文學獨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11]在當時的文論家看來，文學要做到真正的自覺獨立，必須對文學存在本身問題予以理論上的解答。這樣，一面是西方新理論、新方法的大量涌入，一面是亟待闡釋的文學獨立的學理依據。匆忙之間，人們抓到了“文學本體論”這個尚未完全消化的概念，一場“文學本體論”的討論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有學者描述說：“在文學理論批評領域，文學本體論全面開花，文章鋪天蓋地，各種各樣的文學本體論，即對文學本體究竟是什么看法，都爭先恐后提了出來。……稱之為‘本體論’的，則有‘宇宙本體論’、‘自然本體論’、‘物質本體論’、‘精神本體論’、‘社會本體論’、‘心理本體論’、‘現實本體論’、‘階級本體論’、‘作品本體論’、‘作家本體論’、‘讀者本體論’、‘人類學本體論’、‘審美本體論’、‘語言符號本體論’、‘反映本體論’、‘意識形態(tài)本體論’、‘人的激情本體論’、‘實踐本體論’、‘活動本體論’等等，如火如荼，蔚為大觀。”[12]縱觀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本體論”，它們不過是當時諸種文化意識形態(tài)對抗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為了強調他們所關注的視角更有利于說明文學的獨立性，為了突出他們所闡述的問題更能體現文學存在的根本特性，文論家們紛紛使用認為最能標識文學獨立性的語詞——“本體”來為自己的理論命名。

　　中國“新時期”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就是在“文學本體論”爭鳴中，在認為傳統(tǒng)“文學本體論”無法真正把握文學存在本身的情況下，企圖以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突破文學本體研究的困境而提出來的。

　　二、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代表性觀點

　　在中國“新時期”的“文學本體論”爭鳴活動中，朱立元先生率先提出了開展文學動態(tài)存在方式研究的思想。朱先生認為，傳統(tǒng)文學本體論存在著巨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的提問方式出現了偏差。以前的文學本體研究都在追問“什么是文學?”追問了幾千年也沒有個答案，主要是這個提問方式有問題。“什么是文學”的提問預設著文學是個固定的已然的存在物。而文學不是個已經完成了的存在，它正在發(fā)生著的，是處于永遠的流動變化之中的事物，因此不能以“什么是文學”的方式追問。而海德格爾經過長期的思考之后，對“存在”與“存在者”做了區(qū)分，并把追問“存在是什么”改為了“存在為什么存在，怎么存在”，這是比“存在是什么”更根本的問題。因此文學本體論的任務應該研究文學是如何存在的，即開展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何謂文學存在方式呢?朱先生回答說：“所謂藝術的存在方式問題，就是追問：藝術為何存在?藝術怎樣存在?換言之，就是探討藝術通過何種方式、途徑或程序，才獲得現實的存在生命。”[13]那么，文學究竟是如何存在的呢?早在1988年朱先生就提出，“文學既不單純存在于作家那兒，也不單純存在于作品中，還不單純存在于讀者那兒。文學是作為一種活動而存在的，存在于創(chuàng)作活動到閱讀活動的全過程，存在于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動態(tài)流程之中。這三個環(huán)節(jié)過程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文學的存在方式。”[14]在2004年版的《接受美學導論》一書中，他的看法仍沒有改變：“文學是作為一種活動而存在的，存在于從創(chuàng)作活動到閱讀活動的全過程，存在于從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動態(tài)流程之中。這三個環(huán)節(jié)構成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文學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環(huán)，文學都不能存在”。[15]

　　除了考察了文學活動的三環(huán)結構之外，朱先生還對文學作品的存在結構進行了探討。“嚴格說來，文學作品論是文學本體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文學作品論也要探討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但不是一般的存在方式，而是具體的存在方式；不是動態(tài)的存在過程，而是靜態(tài)的存在形態(tài)。”[16]朱先生的這段話似乎要說明，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也是文學的一種存在方式，不過不是動態(tài)的存在，而是靜態(tài)的存在?？傮w上，他認為文學作品是“多層次的語言結構系統(tǒng)”，至少包括五個層次：語音強調層、意義建構層、修辭格層、意象意境層、思想感情層。語音強調層被看作文學作品“最外層的結構”。他認為，“無論是口頭文學還是書面文學，無論是以聲音為物質基礎還是以油墨紙張為物質基礎(白紙黑字)，文學作品的最外層顯現是語音強調。”意義建構層由語詞、短語、句子、段落等組成。它們的意義既是約定俗成的，又具有多義性和生成性，在作品中的含義需要放到具體語境中來把握。對比上面藝術品的層次結構，語音強調層和意義建構層和到一起相當于藝術品的形式符號層。修辭格層被朱先生視為“文學作品結構所獨有的”層次。它的主要功能是帶來意義的偏轉、背謬、逆反，或者重建，從而割裂符號能指與所指的直接聯系、對應關系，間接、側面、偏轉地展示意義的審美效果。這種修辭效果具體通過明喻與隱喻、提喻與轉喻、單喻與博喻、直喻與曲喻等多種比喻以及象征、夸張、通感等各種手法加以實現。意象意境層顯然是把藝術品的意象世界層和意境超驗層合而為一的結果。思想情感層即傳統(tǒng)理論所說的文學作品包含著人的思想認識、情感體驗等等。[17]關于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吳元邁先生的專著《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是中國當代文論界這方面較早出現的代表作品。不過，總的來說，吳先生的關于文學作品的研究還是粗枝大葉的，沒有詳細展開。

　　與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相比，朱先生關于文學活動三環(huán)結構的動態(tài)存在方式的影響更大，并有很多追隨者。邵建先生認為文學存在方式就是“三R結構”即writer(作者)、work(作品)、read(讀者)組成的完整統(tǒng)一體，他說：“文藝本體論的基本問題，就是解答文藝作為‘在’它如何存在、怎樣存在。……欲回到這個問題，我們必需把握文藝的形態(tài)構成，這個構成就是文藝作為在的存在方式，以文學為例就是‘三R結構’。……文學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這個存在不是別的，就是活動?；顒泳褪俏膶W活動本身，沒有這種活動，文學就無以存在，當然也就無以構成如‘三R結構’那樣的存在方式”。[18]劉月新發(fā)表于2003年的《文學與對話——論文學的存在方式》一書完全采用了朱先生的提問思路：“‘文學是什么?’這個問題也是將文學當作一個現存的、固定不變的對象來思考了,以為文學是存在于某一具體時空中的事物。實際上文學從來就不是一個具體事物,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可以分析的對象,而是一種活動,一種時刻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僅僅從某個單一的角度來解釋文學是永遠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如果我們改變一下提問的方式,不問‘文學是什么?’而問‘文學為什么存在?’,‘文學怎樣存在?’,將文學作為活動來看待,可能會找到一條解決問題的新思路。”結論是：“文學是人類的對話與交流活動,或者說對話與交流是文學的存在方式。”[19]

　　陳吉猛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文學的存在方式研究》與以此為基礎充實修改而成的專著《文學的“什么”與“如何”》，對文學存在方式的學理依據做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學存在方式觀點。他的出發(fā)點仍是提問方式的問題，即以往人們追問“文學是什么?”，只回答了文學的本質。要研究文學的整體存在應以文學“如何”的方式提問，此即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但是從西方到中國以往關于文學存在方式的研究都是在按照一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的，存在著重大缺陷。他提出要運用“整體主義思維”才能真正把握到文學的存在方式。在理論基礎方面，他先討論了文學存在方式的哲學依據，認為海德格爾盡管沒有直接提出存在方式的概念，但整部《存在與時間》就是對“此在”這種特殊的存在者存在方式的探討?？梢匝刂５赂駹柕乃悸罚殃P于“此在”存在方式的現象學解釋推及其他存在者。文學就是一種存在者，文學的存在方式也應符合海德格爾關于“此在”存在方式的相關描述。與此同時，西方結構主義、系統(tǒng)科學對事物存在整體性的知識追求與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考是相互暗合的。就此陳吉猛得出了他的存在方式概念的基本規(guī)定：存在方式“是一個現象學認識論意義上的工具性概念”；“是一個表示存在整體性的概念”；“是表示整體結構性的概念”；“可以是一個形而下的、經驗性的概念，又可以是一個形而上的、‘先驗’或‘先天’的概念”。[20]存在方式的這些規(guī)定同樣適用于文學。他認為文學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結構表現為一個“文學存在的四維整體結構和文學存在之主體間的交流結構”，前者的四個維度是“文學主體維度、文學形式維度、文學價值維度和文學存在的歷史維度”[21]后者指的是“通過和圍繞文學世界而展開的文學交流事件的存在結構。包括文學主體間的交流機制，文學主體間的交流對象和文學主體間的交流媒介等環(huán)節(jié)。”此外，陳先生也探討了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問題，他說：“在存在方式上，文學作品有兩個存在維度，一個是歸屬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一個是歸屬于讀者閱讀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一頭向作者開放，一頭向讀者開放，文學作品的存在或者需要作者(主體)的同時存在，或者需要讀者(主體)的同時存在，需要他們各自的，或共同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文學的存在方式與文學作品的關系是：文學存在方式內在與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成為文學的存在方式的開展，成為文學的存在方式具體而生動的顯現。”[22]陳吉猛先生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值得肯定。

　　還需說明的是，時下中國當代文論界普遍流行的四要素文學活動論，盡管沒有標明為文學存在方式，其理論實質應屬于對文學動態(tài)存在狀態(tài)的一種解釋。比如代表性說法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讀者等四個要素組成的……文學理論所把握的不是四個要素中孤立的一個要素，而是由四個要素構成的整體活動及其流動過程和反饋過程。”[23]相對于朱立元先生的三環(huán)結構、邵建先生的三R結構和陳吉猛先生的四維整體結構等具有明確標識的文學存在方式理論，作為無文學存在方式之名而有其理論之實的四要素文學活動說，影響要大得多，或者說它已經成為了今天中西文論研究中為人普遍接受的一種文學活動理論范式(Paradigm)。對文學作品進行文本結構、文本層次的分析也是中國當代文論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其理論內容大都不出英伽登、韋勒克和朱立元先生上述分析之左右，本文不再累述。

　　三、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對當代文學本體論探索的意義與存在的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對于新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改革與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論的發(fā)展主流是現代性文論。在學科屬性上，基本上接受并使用的是韋勒克關于文學研究分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劃分體制；在思想的基點上，主要以西方現代性理論為依據，追求文學理論的學科化、科學化、理論化、體系化、邏輯性和大敘事話語，使用本學科積累的基本范疇、概念術語構造基本命題和基本原理，進而建構學科性知識體系；在結構框架上，一般被分為五大板塊：本質論、創(chuàng)作論、作品論、接受論、發(fā)生發(fā)展論。文學本質論在現代性文論中處于基礎地位，它確立的問題意識、它的理論性質、研究狀況對文學理論知識體系至關重要。無疑這種文論體系的建構把中國當代文論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fā)展高度。然而，蘇聯文論模式的陰影沒有被徹底擺脫，特別是在文學基礎理論研究中。應該承認，中國當代文學存在論的確因籠罩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陰影之下而顯示出來某些本質主義、傳統(tǒng)形而上學思維的局限。如上所述，在中國當代文論五大板塊的結構框架內，本質論首當其沖，并處于基礎地位，其潛在的思路是：關于文學本質的研究解決的是文學的本體問題，即找到了文學的本質，也就把握到了文學存在本身。但這只是這種文論思想家的一廂情愿。實際上，除了本質之外，構成事物存在的還包括大量的具體的、現象的、形式的等等更為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因素。與此同時，傳統(tǒng)形而上學用以解釋事物存在的本質往往被規(guī)定為隱于事物背后的、不在場的、靜態(tài)實體。而事物的真實存在具有在場性、生生不息的動態(tài)流轉性。這樣看來，即使是抓到了事物的本質也并不等于可以掌握事物本身，并不就是真正把握到了事物存在整體。就文學而言更是如此。中西文論史上對文學本質的種種回答——模仿、心靈表現、直覺、情感形式、本能升華、意識形態(tài)、審美反映、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等，都不足以充分解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

　　文學存在論(本體論)在文學理論研究中處于首當其沖的地位，而本質論的取向又表現出來不能真正把握文學存在本身的理論局限，這就要求我們轉變研究路向。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體現出了它的積極的建設性意義。第一，它堅定地站在了現代性理論的思想立場，堅決捍衛(wèi)文學存在論的合法性和對文學研究的基礎地位。第二，它直面?zhèn)鹘y(tǒng)本質論研究給文存在研究帶來的種種問題，看到了以往以文學本質研究代替文學本體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積極探索文學存在論的新出路。第三，它找到了堅實的哲學理論基礎——西方重建形而上學派特別是海德格爾哲學，并挖掘出了相應的理論資源對存在方式的概念作了較深入的學理探討。第四，在海德格爾等人的重建形而上學派哲學的啟發(fā)下，它把握到了文學存在本身的一個真正的問題域，即文學存在并不是個“是什么”的問題，而是個“如何是”即存在方式的問題。回答文學是什么，給出的是關于文學本質的答案。而文學本質并非文學存在的全部，它忽略了非本質的文學要素和文學的在場性質。思考文學是如何存在的，探求文學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真正抵達文學存在本身。第五、它在吸收現象學、新批評、闡釋學等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對文學存在方式這一真正的文學存在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提出了關于文學動態(tài)存在方式、文學作品存在方式的具體看法和言說。有些看法和言說還散發(fā)出了某種原創(chuàng)性的味道。第六，它為文學存在方式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開辟了道路，提供了研究范例，也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在充分肯定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諸多意義的同時，也應看到它存在的理論不足和應繼續(xù)加以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文學存在方式可能將成為新世紀新范型的文學理論的基本概念范疇，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也可能成為新范型文學理論的重要生長點，與這樣的理論使命相比，目前關于這一概念和這一問題的學理依據的討論，還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哲學方面，研究者的眼光僅限于海德格爾，實際上，亞里士多德的“范疇”中就蘊含著深刻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而海德格爾之后的許多哲學家也有關于這一問題的解說。筆者認為，從巴門尼德到亞里士多德，再到20世紀重建形而上學派，再到海德格爾之后如赫伯特·斯皮伯格伯(陳吉猛先生曾提到)，西方哲學史上存在著一條關于存在方式的思想線索，這條思想線索還未被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理論充分揭示出來。即是說，目前的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哲學基礎還需進一步加固，而可以加固這一基礎的理論資源尚待進一步的開發(fā)。其次，在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論視野中，本質、本體、存在、本質論、本體論、存在論等基本問題因其自身的復雜和漢譯語境的齟齬造成的混亂還需進一步澄清。在多數論者哪里，這些概念和問題是不清晰的。他們提出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出發(fā)點是想糾正文學本質造成的文學存在研究的缺陷，但卻未能區(qū)分清楚文學本質與文學本體的關系。朱立元先生曾經就中國當代理論界的本體論誤釋問題發(fā)表過很有見地的論述，奇怪的是這之后他本人仍說：“這個關于文學的本質、本源問題就是文學本體論的研究范圍。”[24]即認為“文學本質”即“文學本源”即“文學本體”，如此理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將大打折扣。筆者認為，“文學本源論”為“古代文學本體(存在)論”范式，“文學本質論”為“近代文學本體(存在)論”范式，“文學存在方式論”為“現代文學本體(存在)論”范式，亦即文學本源、文學本質、文學存在方式是不同歷史文化語境中，對文學存在的不同解釋。站在今天的學術視野，文學本源論、文學本質論都不可能對文學存在給予真正揭示，文學存在方式研究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而漢語“本體”、“本體論”的原詞“On”、“Ontology”的確應該譯為“存在”、“存在論”更準確些。因為漢語語境中的“本”相對于“末”，“本體”應該是根本、基本、本質的意思，指決定事物的恒定的、靜態(tài)的、不變的本質性要素。在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中確實多數哲學家把“On”理解為漢語中的“本體”之意，但并不都是如此，巴門尼德和亞里士多德關于“On”的討論就已經超出了根本、基本、本質的意思。正像蘇宏斌先生所言的那樣：亞里士多德曾經企圖通過他的十個范疇來概括事物的存在狀態(tài)，第一個范疇叫做“Ousai”, “用以指首要的、第一意義上的On。”[25]其實這個“Ousai”才應該翻譯成“本體”。到了20世紀，許多現代哲學家都在反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把“On”理解為“本體”，海德格爾一生都在作重新解釋“On”的工作。隨著現代西方哲學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不斷顛覆，“On”被遮蔽的整體性、動態(tài)性、在場性等意義不斷被揭示出來，而能概括這些意義包括“本體”意義的漢語詞匯應該是“存在”。這樣“Ontology”的準確翻譯也應該是存在論了。陳吉猛先生對“Ontology”做了辨析，認為傳統(tǒng)形而上學中的“Ontology”譯為“本體論”是準確的，海德格爾的“Ontology”應該成為“存在論或者存在方式存在論”。這種說法強調了傳統(tǒng)存在論和現代存在論的分野，有其合理性。不過忽略了上面說到的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個別理論家那里也有“存在論”思想。

　　再次，持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各位理論家的基本看法并不統(tǒng)一，有的似乎是一致的，其實在根本處卻存在著巨大分歧。朱立元先生和陳吉猛先生所理解的文學存在方式指的是作為“存在者”的文學是如何存在的；邵建先生所理解的文學存在方式指的是作為“在”(存在)的文學是如何存在的，這兩者其實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前者指的是“文學作為現象或存在物而存在”，或者“文學就是一種存在現象或存在物”；后者指的是“文學作為抽象的一般的存在”，或者說“文學就是一種抽象的和一般的存在本身”。這兩種“文學存在”意義完全不同，其關系在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中沒有說明，這給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論合理性帶來了傷害。筆者認，這兩種文學存在觀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文學存在”的“存在”意義和“存在者”意義都是存在的，前者指的是文學之“On”，后者指的是文學現象，而且兩者緊密關聯在一起。作為本體的“文學存在“正是通過作為現象的”文學存在”顯現出來的，文學存在方式研究正是通過對作為存在者的文學的探索達到對作為存在本身的把握的。[26]

　　最后還應看到，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的某些觀點還是具有創(chuàng)新價值的，不過多數見解并還只是對西方學者相關研究的重復和理論綜合。比如三環(huán)結構、三R結構等說法就直接來自于現象學、闡釋學和接受美學，交流對話說來自于巴赫金、哈貝馬斯，“文學存在的四維整體結構和文學存在之主體間的交流結構”很顯然是對文學主體研究、形式主義文論、文學價值研究、文學社會學和交流對話理論的綜合。關于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見解除少數的閃光點外，多數沒有超出英伽登、韋勒克等人的結構層次分析?？梢?，中國當代文學存在方式研究要想擔負起重振文學存在研究和推動中國新世紀文論走向新階段的歷史重任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注 釋：

　　[1]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71頁。

　　[2]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27頁。

　　[3] [英]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4] [蘇聯] 季摩菲耶夫：《文學原理》，查良錚譯，平明出版社1956 年版，第5頁。

　　[5] [德]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7頁。

　　[6] 方姍：《形式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頁。

　　[7] [波蘭] 羅曼·英伽登：《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陳燕谷等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頁。

　　[8] [美]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48頁。

　　[9] [德]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頁。

　　[10] 楊春時：《百年文心——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頁。

　　[11] 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12] 劉大楓：《新時期文學本體論思潮》，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13] 朱立元：《美的感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頁。

　　[14] 朱立元：《解答文學本體論的新思路》，《文學評論家》1988年第5期。

　　[15]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頁。

　　[16]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頁。

　　[17]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77頁。

　　[18] 邵建：《梳理與沉思：關于文藝本體論》，《上海文論》1991年第4期。

　　[19] 劉月新：《對話——文學的存在方式》，《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0] 陳吉猛：《文學的“什么”與“如何”》，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頁。

　　[21] 陳吉猛：《文學的“什么”與“如何”》，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頁。

　　[22] 陳吉猛：《文學的“什么”與“如何”》，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頁。

　　[23]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修訂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24]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25] 蘇宏斌：《文學本體論引論》，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8頁。

　　[26] 單小曦：《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文學存在方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頁。

　　作者簡介：單小曦(1971— )，吉林長嶺人，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新媒介文論研究分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文學基礎理論、媒介文藝學與美學研究。著有《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文學存在方式》、《數字文學——從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譯著)，發(fā)表學術論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