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丁國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主任，文學所馬克思主義文藝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主任，創(chuàng)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與文藝理論青年論壇秘書長。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秘書長，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全國美學學會理事，《中外文論》執(zhí)行主編，《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執(zhí)行主編，《外國美學》編委，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文學批評及文學基礎理論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理論研究工程專題項目《傳統(tǒng)文化是當代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源泉》的階段性成果。

　　從事理論研究的人，都非常重視關鍵詞的價值和作用，對于任何理論而言，了解了它的關鍵詞，實際上也就能比較便捷地了解這一理論的大體內(nèi)容。關鍵詞的概括性和代表性，使它可以成為理論的具有代表性的標志性詞語；同時，就像一個人的名號或者綽號一樣，關鍵詞還有一種通俗易記的特征，由于它的存在，可以使一種理論、一種新的觀點迅速地傳播開來，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當下社會，各種理論層出不窮，有些甚至艱澀難懂，我們很難把所有的理論都弄清楚，而關鍵詞的存在既有利于我們理解，同時也為我們傳播這一理論提供了方便。因此，近年來對于關鍵詞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項目，這是由我國文論發(fā)展的現(xiàn)實所決定的。

　　一、我國文論發(fā)展面臨的尷尬與困境

　　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理論已經(jīng)度過近四十年的時間，這期間，雖然文藝理論界對于一些命題進行了爭論，當代西方文論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風生水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問題也發(fā)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并沒有真正提出屬于我們自己原創(chuàng)的理論觀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泛化，中國傳統(tǒng)古代文論失聲，當代西方文論在中國一方獨大，成為當前我國文藝理論的基本事實。學術文章生產(chǎn)量的年年攀升，并沒有改變學術原創(chuàng)力缺乏，提不出新的理論和概念這一基本趨勢。當下我國文藝理論發(fā)展陷入困境之中，一方面是文藝實踐的不斷發(fā)展，各種新的文藝門類的不斷出現(xiàn)，以及新媒體文學所帶來的諸多新的問題，一方面卻是我們的理論無法跟上文藝實踐的發(fā)展，喪失了對于當下文藝現(xiàn)實的解釋力和闡釋力。雖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來講，主要有有以下幾點。

　　一是當代西方文論引入的影響。新時期以來，我們并不缺少文藝理論，因為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就幾乎把西方20世紀出現(xiàn)的所有重要的理論都引介了進來，從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解釋學、讀者批評理論、原型批評、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理論，如此等等。引進西方，學習西方，成為我國文藝理論發(fā)生的最為重要的事件。。雖然這些理論的引入，大大開拓了中國文藝理論家的學術視野，為我們的文藝理論發(fā)展注入了生機，然而西方文藝理論引入的問題在于，它并沒有給中國文藝理論界帶來更多的啟示，反而造成我國文藝理論界盲目追逐西方、崇拜西方有事實。理論家們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對西方文論的研究上，甚至把研究西方當成是一種時髦的學問，新潮的學問，從而完全忘記了引介西方理論的本來目的。任何理論的產(chǎn)生都是有條件的，西方文藝理論是針對西方的文藝現(xiàn)實而產(chǎn)生的，因此它可能并不適合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以今天的現(xiàn)實來看，大量當代西方文論在我們頭腦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的理論，對于我們而言，它只能算是知識而不能稱其為一種理論。不僅如此，對于西方文論的引介和長期研究，還造成了一種“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這種遠離文學而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錯誤傾向，理論家們越來越遠離文藝現(xiàn)實，自然很難再提出有現(xiàn)實闡釋力的文論思想。

　　二是對我國古代傳統(tǒng)文論資源當代適用性重視不夠。在幾千年的文藝理論發(fā)展過程中，我國形成了大量關于詩、文、評的理論傳統(tǒng)，然而這些寶貴的理論資源一直以來沒有受到理論界的應有重視。這既與“五四”以后我們長期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錯誤認識有關，與我們以古今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有關，同時也與當代西方文論引入后，理論界的精力不再投注于此有關。無論是在高校的課堂，還是在學術探討的會場，我們能聽到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理論，對中國文論的研究常常被看作是一種死的學問，是過時的東西，人們對此既不關心也不關注。雖然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學界提出了“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zhuǎn)換”這一觀點，然而，關于究竟如何轉(zhuǎn)換、怎么轉(zhuǎn)換這些更為深入的研究成果卻沒有出現(xiàn)。從一定程度上說，新時期以來，我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尷尬處境，無所作為，也為當代西方文論在中國一家獨大的局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應該說，生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中國古代文論，最應該成為我們解決當下我國文藝問題的理論資源，然而由于不夠重視，研究不力，實際上它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的場域當中，基本處于一種失語或獨語狀態(tài)，很難為解決中國當下文藝問題起到作用。

　　第三，新時期以來，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也不盡人意。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得到主流觀念的肯定與支持，然而在研究西方、學習西方的大趨勢下，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日漸式微，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卻蒸蒸日上。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對我們研究中國問題提供了很多的啟示，然而正如我們對待西方文論的研究一樣，國內(nèi)相關學者并沒有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問題真正結合起來，具有極強“現(xiàn)實”針對性的“西馬”文論，在中國并沒有找到它可以針對的現(xiàn)實，以至于“西馬”文論同樣只是一種紙上談兵的理論。同時，由于青年學者對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缺乏興趣，沒有學習和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對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學術斷層情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最終流于一種態(tài)度和形式，并沒有產(chǎn)生真正有價值的思想成果。

　　二、中國文論關鍵詞比較研究的現(xiàn)實價值與意義

　　由以上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當代我國文藝理論的發(fā)展陷入到困境和尷尬的境地。要改變這種局面，我們就必須對當代西方文論進行反思和清理，就必須對我國傳統(tǒng)文論的理論資源進行繼承和挖掘，使之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就必須真正研究激活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當代我國文藝現(xiàn)實中的價值和作用。值得欣慰的是，近兩年來，我們已經(jīng)欣喜地看到，國內(nèi)學者開始反思當代西方文論對于中國文論發(fā)展的危害和負面影響，關于這一點，以2014年第6期《文學評論》發(fā)表的張江的《強制闡釋論》為標志。而隨著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許多場合多次強調(diào)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表述，對于傳統(tǒng)文論資源的深度開據(jù)也已成為許多文論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共識。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近年來更是高度重視，無論是《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或是《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都作出了非常明確的理論闡述，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他們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這一領域的研究之中。黨中央對文藝工作越來越重視，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同志召集文藝工作者開了座談會并發(fā)表“講話”， 2015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出臺了《關于繁榮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同志又在文聯(lián)九大、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發(fā)表了以“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文藝高峰”為主題的重要講話，這些都為我國文藝理論新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迎來了理論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最佳時機。

　　那么究竟該如何走出當前我國文藝理論的困境，順應時代發(fā)展，完善與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立足于我國文藝理論發(fā)展的基本事實，在現(xiàn)有的條件中尋找出路和對策。而當下我國文藝理論的基本事實就是西方文論影響極大卻流于抽象，古代傳統(tǒng)文論對文藝現(xiàn)實有闡釋能力卻有待挖掘和開發(f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迎來了發(fā)展機遇但中國化水平需要進一步加強。在這些基本事實中，眼下最需要突出解決的就是中西文論的融通對話，切實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对谡軐W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強調(diào)我們“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這就為解決當下我國文藝理論問題提供了思想原則，而“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無疑順應了這一原則，作為走出當代我國文論困境重要思路，這一項目必然是大有作為的。“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的價值與意義大體可以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在比較中總結和清理近四十年來我國文論的成績和問題。走進關鍵詞，也就走進了中國文藝理論發(fā)生發(fā)展的現(xiàn)場。“關鍵詞”是文論認知的基本入口，而“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可以使我們找出中西文論的相通性與差異性，從而發(fā)現(xiàn)當代西方文論哪些理論是可以為我所用的，哪些是不適用于中國文藝的。我們知道，文論是有關文學的理論，無論中西，作家們在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都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將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傳遞出來。這是中西文學的共同性，同時也是中西文論的共同性。因此，中西文論及其關鍵詞中必然有一些是相通的，是可以共享共用的。然而，中西文論畢竟產(chǎn)生的語境不同，他們的歷史繼承性也各有差別，表現(xiàn)出了很強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這就要求我們對于中西文論相同相通的那些內(nèi)容也要進行辨析和辨別，使其真正轉(zhuǎn)化為可以闡釋中國問題的理論形態(tài)。新世紀以來，大量的西方文論引入中國，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對其進行清理總結，因此，“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可以借此完成對于當代西方文論的清理和反思工作，從而為真正“借鑒西方”掃清障礙。

　　當然，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這就是總結和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論在當下的價值和意義，通過比較來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文論中哪些是可以在當下通過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而為當下所用，哪些是已經(jīng)過時的、喪失了對當下文藝問題闡釋力的。另外，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還可以讓我們發(fā)現(xiàn)，在面對同一文藝問題時，到底是我們自己的理論更有說服力，還是西方的理論更有說服力；在比較當中，發(fā)現(xiàn)中西文論的優(yōu)長及其差異特征，正確認識中國文論的價值，從而真正為當代語境中下我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找到民族文論的理論資源。我曾在《當代西方文論作為一種知識還是一種理論》中非常明確地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在中國，西方文論只能作為一種知識，而不能作為一種理論。”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筆者看來，“任何外來理論如果不與本土文化相融合，就會是一種無用武之地的理論，就是本本上的理論，就還只是一種知識。”當代西方文論在中國要想成為理論，“它必須面對中國的文藝傳統(tǒng)與文藝實踐，并在與中國的社會、文化、人性等的碰撞中，消解自我，然后經(jīng)過一次涅槃式的重生與融合，從而獲得對中國文藝問題的闡釋力和理解力。”[2]這就是說，當代西方文論在中國的適用是有條件的，而我國古代文論在當下的使用卻沒有這一條件限制?？傊ㄟ^中西文論關鍵詞的比較，可以更好地讓我們對民族文論的價值充滿信心，真正扭轉(zhuǎn)對于西方文論盲目崇拜的局面。

　　二是在比較中可以解決當下我國文藝理論缺乏自信的問題。習近平同志講，“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3]新時期以后，我們之所以大量的引介西方當代文論，既與我們對以往“極左”文藝的反思有關，同時也與我們對自身文論傳統(tǒng)長期以來缺乏自信有關。近40年來，我們能夠在西方當代文論的籠罩和統(tǒng)治下而渾然不覺，也是緣由于此。在與西方的交往中，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想過我們自己擁有什么。而實際上，中國古代文論傳統(tǒng)既博大精深而且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詩文評”理論體系。同時，在這40年中，許多當代的文藝理論研究者也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重要的學術觀點，進行過許多有益的理論探索。然而，由于我們一直陷于對西方文論的介紹和研究中，很少有人真正地站出來對這40年來我國文論的成績進行總結。這40年來可以說我們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我們一直傾心于別人的理論，而對自己的理論成果卻置若罔聞，這同樣是極其不自信所造成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講，“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可以使我們認清當代西方文論的價值，但更為重要的是，可以讓我們認清它的不足和局限，從而更好地將研究的視角和精力、智慧和熱心，用于對中國自身文論傳統(tǒng)的研究和發(fā)掘中，用于對當代我國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中，從而讓傳統(tǒng)文論在當代“活起來”，最終為當代世界文論發(fā)展提出解決問題的“中國方案”。習近平同志說，“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fā)言權。”[4]因此，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文化上沒有自信，對話中沒有理論，而是要充滿自信，在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中提煉出自己的“標識性概念”，發(fā)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三是在比較中逐步建立起屬于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學術與話語體系。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的最終目的，必將是建構屬于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話語體系，這既是現(xiàn)實和時代的需要，同時也是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研究的必有之意和必然結果。《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而實現(xiàn)這個目標，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fā)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5]《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更是強調(diào)，“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fā)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jīng)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chuàng)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chuàng)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chǎn)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chǎn)生思想的時代。”[6]由此來看，現(xiàn)實給我們提供了創(chuàng)造理論的機遇，時代給我們提供了理論創(chuàng)造的條件，“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就是基于當代我國文論發(fā)展的基本現(xiàn)實而提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從西方引進了大量的理論，這些理論在國內(nèi)大都有比較多的研究，大家對這些理論比較熟悉，有些甚至也被嘗試性地用來解決我們自己的理論問題，當然還存在很多問題，等待清理；另一方面，我國古代文論正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從中國古代文論中尋找解釋中國當代問題的理論資源，已成為當代學界的基本共識，這方面的工作正在有步驟有計劃地開展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以關鍵詞為切入點，將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進行比較辨析，以期發(fā)現(xiàn)其在不同理論語境中的異同，發(fā)掘它們在當代文藝理論話語中的有效性，就為創(chuàng)建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當代我國文藝理論話語新體系準備的條件。正如在“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一次啟動會議上，張江教授所指出的：“做這件工作的目標就是要提出新的文藝理論話語體系，提出有標識性意義的概念。”(來自會議記錄)當然，也如張江教授所估測的，這樣的工作可能要做幾年。但不管怎么說，有了開始，努力地走下去，那個我們所期待的建立我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目標終究會到來。

　　“要推出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fā)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fā)展真理。”[7]習近平非常強調(diào)中國的方法和中國的實際，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只有把自己的東西做好了，才是對世界的真正貢獻。“中西文論關鍵詞比較”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定位的，也將沿著這一目標前行，我們期待這一研究，將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引向一個能為當代中國文藝服務，也能為世界文藝提供思想創(chuàng)造的突圍之路。

　　注釋：

　　[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5頁。

　　[2]丁國旗：《當代西方文論作為一種知識還是一種理論》，《學術研究》2016年第4期。

　　[3]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頁。

　　[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24頁。

　　[5]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頁。

　　[6]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8頁。

　　[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