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洞庭的黃昏，總是給人無窮無盡的遐想。打魚的船，采蓮的舟，都輕輕牽著晚霞的衣袂，緩緩搖入村垸的炊煙里。大大小小的湖汊漸漸寧靜，只有淡淡的波影映著蘆葦?shù)目潄y寫意，把歸鳥的掠羽點染成了一彎新月，又勾起遠遠近近漸次亮起的燈火對星光的思念。

　　漫步初秋薄暮的柳葉湖畔，霞顏燈色里的排云閣愈加顯得蒼茫。當?shù)厝擞址Q排云閣為司馬樓，樓前的劉禹錫雕像染滿滄桑，面湖而立，千古豪氣依舊。漸濃的暮色攔不住振翅沖天的詩意白鶴，惹得游人思接千年，仿佛又聽到了劉禹錫的朗吟，正是那首著名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我喜愛吟讀古典詩文，不少吟詠秋天的名篇過目難忘。讀宋玉的長詩《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開篇便是一個悲字，繼之以豐富的想象，細膩的筆觸，把秋景秋物、秋聲秋色與自己的抑郁哀怨、感傷憂憤揉合在一起，成為文人悲秋的第一人。杜甫那首被清人胡應(yīng)麟贊為“古今七言律詩之冠”的《登高》，用“風(fēng)急天高”起興，“無邊落木、不盡長江”渲染，一下便把讀者帶到了詩人萬里悲秋、老病孤愁的悲涼之中。兩宋之際李清照一闋《聲聲慢》，更是在尋尋覓覓之中，引人漸入曉來風(fēng)急，梧桐細雨，凄凄慘慘戚戚的千年惆悵。而劉禹錫的這首秋詞，卻讓人讀出他一反傳統(tǒng)的悲秋觀，別出心裁，贊秋頌秋，賦予了秋天蓬勃向上、詩情澎湃的情境，表現(xiàn)了詩人堅守節(jié)操、向往自由的情懷，傾吐了作者百折不回、昂揚高舉的豪氣。后來的論詩者稱許，“胸次特高，骨力甚健”。沿著詩的河流浮舟而下，不難發(fā)現(xiàn)，“我言秋日勝春朝”的蘊藉，似為后來杜牧“霜葉紅于二月花”濫觴，“晴空一鶴排云上”的激越，又何嘗未為千年之后獨立寒秋的毛澤東燃起了“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豪邁。

　　劉禹錫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又是唐代的進步思想家。我最早接觸劉禹錫的七絕，還是30多年前，第一次到岳陽登名樓，遠眺洞庭湖山。眼前的湖光山色洞庭美景，為我們解讀了李白的“風(fēng)月無邊”，杜甫的“乾坤日夜”。又聽朋友吟誦起劉禹錫的《望洞庭》：“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fēng)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里一青螺。”也是寫秋天，以白銀盤形容洞庭湖，用青螺比喻浩淼湖中的君山，把洞庭湖的秋光描畫得恬淡平和，靜謐空靈，美輪美奐。從此青螺銀盤便深深鐫刻在了我的詩匯記憶。后來讀劉禹錫的詩，又特別喜愛他的《竹枝詞》、《石頭城》、《烏衣巷》、《西塞山懷古》等名篇，像“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人世幾回傷往事，山行依舊枕寒流”，字字珠璣，句句風(fēng)流，讀來回味無窮，遐思無邊。

　　劉禹錫是唐永貞元年(805年)冬來到朗州的。他來朗州，與柳宗元的到永州，都與中唐時期的著名政治事變“永貞革新”有關(guān)。劉禹錫與柳宗元是同科進士，詩文相得，被文壇合稱為“劉柳”，政治上志同道合，力主革新，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永貞革新”失敗，也就必然成為悲劇的主角?，F(xiàn)在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永貞革新”雖只持續(xù)了8個月，但革除弊政、精簡冗人、節(jié)制國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得到了百姓的歡迎，就連登基后大肆清算永貞黨人的唐憲宗也大部沿用了革新的舉措。然而，由于天時地利人和把握不當，謀略布局手段存在不足，“永貞革新”最終以悲劇謝幕，卻為“二王八司馬”在歷史上留下了大寫的腳印，也注定了劉禹錫一生的坎坷不平。

　　從少年登科，意氣風(fēng)發(fā)的監(jiān)察御史，受先是太子后為唐順宗的李誦賞識，成為革新運動的中堅分子，委以重任，擔任屯田員外郎，兼判度支鹽鐵案，到貶為連州刺史，半路上又追貶為朗州司馬，數(shù)月之間，落差之大，毀譽之巨，可想而知。而且司馬這個職位，說是刺史的副手，但“二王八司馬”是戴罪之身，任司馬也只是“員外置同正員”，不能干預(yù)政務(wù)，算個寂寞的閑職。尤為嚴峻的是，劉禹錫到朗州的第二年，先是支持變革、已退位成太上皇的順宗蹊蹺駕崩，沒多久，“永貞革新”的領(lǐng)袖人物王叔文被憲宗賜死。緊接著憲宗改年號為元和，又尊奉其母親為皇太后，兩次大赦天下的同時卻又下詔，明令對八司馬“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唐代的州郡府縣是分等級的，有上中下之分，朗州是個下州，只管轄武陵、龍陽兩個縣。柳宗元去的永州雖遠一點，但好歹是個下轄三縣的中州。唐朝經(jīng)過安史之亂，人口銳減，據(jù)康震先生考據(jù)，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時，永州全境只有三千八百多人，據(jù)此推算，朗州也絕不會多，加上洪澇與火災(zāi)頻仍，要多荒涼破敗就有多破敗荒涼。劉禹錫在朗州一待就是10年，盡管前后三任刺史宇文宿、徐縝和竇常都對他比較友善，盡管百姓尊慕其文才，街坊里巷盡唱他的《竹枝詞》和《踏歌詞》，盡管他不甘沉淪，不減壯志，樂觀向上，但在朗州這個西接五溪東瀕云夢的“巴山楚水凄涼地”，生活困頓，精神苦悶，伴隨了他10年。10年間，劉禹錫也曾幾次看到希望。先是元和四年春，八司馬之一的程異被召回長安重新啟用，程異是“明經(jīng)”出身，善理鹽鐵財稅的經(jīng)濟人才，劉禹錫寫詩寄他：“一朝復(fù)得幸”，“初心不可忘”。后是元和八年，經(jīng)李吉甫、李絳等人的多方援手醞釀，擬議把劉禹錫等人改派為遠郡刺史，但由于對變革深惡痛絕的武元衡出任宰相，串通十余名諫官上書堅決反對而作罷。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朝廷終于下詔召回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在絕望之中聽到這個消息，無疑是喜出望外，柳宗元有詩為記：“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據(jù)說，元和十年的春天，長安城里的大衙小邸、旗亭酒舍都在關(guān)注著從貶流地北歸的五個司馬，惜才者欣欣，嫉恨者悻悻。就在這年三月，長安著名的玄都觀桃花盛開，觀花的人群紅塵滾滾，如此盛事，肯定少不了詩人的流連參和，少不了詩歌的吟唱。劉禹錫也去了玄都觀，看了桃花和看花的人，詩興隨之綻放，郁壘于胸十年的壓抑之情豪雄之氣自然流出筆端：“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花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都認為這首詩“語涉譏刺”，我讀到的幾種文學(xué)史也將其界定為政治諷刺詩。這首引發(fā)大事的小詩，康震的說法，是“當時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用劉禹錫自己的話說，“一坐飛語，如沖駭機”(《謝中書張相公啟》)。果然，唐憲宗被激怒了，政敵們偷著樂了。沒幾天，憲宗又下令，這些剛回到長安的司馬們又全被貶往更加荒遠的地方。這是一樁很顯然的文字獄，但似乎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這首桃花詩已不僅僅是幾片“孤芳自賞”的桃花瓣，而是一陣寒香透長安，濕艷灼權(quán)貴的桃花雨了。今天我讀起來，總覺得貼著一方朗州的標簽。我們早知道，朗州是先秦時期屈原行吟賦騷的地方，千年離騷依然沒有散去，又是魏晉年代陶淵明寫作《桃花源記》的靈感源頭，數(shù)百年的桃源夢境還歷久彌新，隨著劉禹錫的一股詩風(fēng)豪氣，把玄都觀的妖嬈桃花搖落，讓長安城里本來就瞧他們不順眼的政敵權(quán)貴們一肚子不適宜。

　　第二次被貶，五司馬的遭遇更悲催，環(huán)境更惡劣。其中尤以劉禹錫為甚。他被貶往最遠的播州，播州即今之遵義，屬夜郎腹地，貶播州是當時極其嚴重的懲罰。據(jù)舊唐書《劉禹錫傳》，時任御史中丞裴度向憲宗說情，言劉禹錫尚有八十多歲的母親，不堪遠途跋涉勞頓，希望能開恩適當內(nèi)遷。然而憲宗說，既為人子就要謹慎從事，不應(yīng)給母親帶來憂患，像他這樣做，尤不可寬恕。雖然后來還是把劉禹錫改貶為不那么遠的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但大家都明白，在憲宗手里，劉禹錫斷難有咸魚翻身的機會。其實，桃花詩只是一包催化酶，憲宗對王叔文等人當初反對其接位登基始終不能釋懷，那些政敵新貴更擔心才名太大的劉柳翻身上位，本來就對他們被召還長安心存戒備，一百個不愿意，桃花詩一出，正好給了他們一個口實。

　　劉禹錫任了四年連州刺史，后又輾轉(zhuǎn)任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直到憲宗被宦官所殺，又換了穆宗和敬宗二個皇帝，寶歷二年(826年)劉禹錫才結(jié)束漫長的貶謫生涯，奉召返回長安。兩年之后的又一個三月，“大和二年三月某日”，已擔任禮部主客郎中的劉禹錫又突發(fā)興致，重游玄都觀，此時道觀里桃花已蕩然無存，唯有荒草雜亂，在春風(fēng)中飄搖。他舊事重提，拿今昔作比，那股子執(zhí)拗和豪傲連歲月也拽不住。“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后游”：“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游玄都觀絕句并引》)。你瞧瞧，英雄主義氣概是怎樣的躍然筆墨詩行。

　　若論劉禹錫的豪健狂放，還可從他那篇著名的《陋室銘》聽到龍吟仙嘯。劉禹錫在長達二十三年的時間里，從湖南、廣東、四川、安徽一路貶過去，多少坎坷，多少困苦，難以言說，但他依舊樂觀豁達，總是意氣風(fēng)發(fā)。在和州時，地方官仗著朝中有靠山，有意刁難貶官身份的劉禹錫，三次逼他搬家，房舍一次比一次窄小，劉禹錫安之若素，最后索性寫下名篇《陋室銘》，又請大書法家柳公權(quán)書寫，刻成石碑立在門外。“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銘是古代一種刻于金石上的押韻文體，多用于歌功頌德與警戒自己。劉禹錫以山水起興，托物言志，極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最后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作結(jié)，烘托出室主人高潔傲岸的節(jié)操品德，從而把勢利小人的卑劣雕鑄成了世人不齒的典故，將對迫害的藐視塑造為千古傳頌的勵志操守。

　　有人說，在燦若星河的唐代詩壇，劉禹錫也許不是最耀眼的，但他一定是最堅強樂觀的。接二連三的打擊，雖然使他痛苦失望，但他不曾絕望，從不消沉，沒有退縮，而是坦然面對，悲而不哀，壯懷激烈，始終保持著豁達的情懷，奔涌著戰(zhàn)士的熱血，澎湃著沖天的氣概。讀劉禹錫的詩文，總是感受得到貫穿其一生的一脈豪氣。難怪他晚年時，“詩魔”白居易稱贊他：“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引為摯友。

　　我徜徉在被余秋雨贊為文化長城的常德詩墻，品讀一首首劉禹錫的詩，尋覓他當年位于江邊招屈亭附近居所的遺跡，問詩墻，問沅江，問斜陽，問劉郎，你的豪氣由何來?堅堤倚何筑?

　　當代湖南學(xué)者楊雨說，是湖南人霸蠻吃苦的真?zhèn)?，湖湘文化?zhí)著堅韌的品質(zhì)熏陶了劉禹錫。環(huán)境造英雄，此說似有道理，但細想深究，又不盡然。“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湖湘文化的發(fā)端成形還是幾百年后宋朝的事了，按說，是劉禹錫、柳宗元等一系列文學(xué)家、思想家、教育家在湖湘大地的活動，為在近現(xiàn)代光耀中外的湖湘文化起到了耕耘播種灌溉培育的作用。

　　詩豪的養(yǎng)成，不僅決定于其學(xué)養(yǎng)的厚薄，還受益于秀美山水奇風(fēng)異俗的自然社會環(huán)境和“談笑有鴻儒”的朋友圈。

　　當今的常德，已是遠近聞名風(fēng)光旖旎的湖濱水城。沅江的平闊，穿紫河的浪漫，柳葉湖的詩風(fēng)，白馬湖的書聲，簇擁著德山的崇尚，輝映太陽山的神秘，點彩粉飾了常德城市的古典古韻和現(xiàn)代時尚。行走其間，還能依稀觸摸到千多年前朗州湖光山色的底版。劉禹錫在朗州十年，這里的山水，讓他心凈無塵，這里的歷史，讓他激越昂揚，這里的民俗，讓他流連癡迷，他留下了有籍可考的詩文160多篇。讀劉禹錫的詩歌，就好比跟隨詩人踏訪名勝古跡。

　　我曾細細況味《桃源百韻》，幾次走進聯(lián)雨詩風(fēng)里的桃花源，醉入“依微聞雞犬，豁達值阡陌”、“平湖見青草，遠岸連霞赤”的境界。“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彩鴛翔。”我曾夜游閃金爍銀的穿紫河，想象著千年前女郎盛游白馬湖，蕩舟采菱，“長鬢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的浪漫，想象著穿紫河畔“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的繁華，想象著劉禹錫聽罷南曲，攜觴醉歌，北望長安，寫作《采菱行》的恣意。“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讀著《堤上行》行走沅江大堤，仿佛又看到了千年前的龍舟競渡，“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在《競渡曲》引言，劉禹錫告訴我，“競渡始于武陵”。“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漢壽在唐時屬龍陽縣，是東漢荊州治所，我們不妨跟著劉禹錫去《漢壽城春望》，憑吊荊楚遺址，感慨劉禹錫的千年預(yù)言，“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還可從劉禹錫的筆端《登司馬錯古城》，再《經(jīng)伏波神祠》，又南眺德山，品讀《善卷壇下作》，抒發(fā)思古懷德之幽情。走過柳葉湖畔的泉水橋，看見一群歸巢的雀鳥，總覺得是劉禹錫千年不滅的詩魂；手拂幾絲迎風(fēng)搖曳的柳條，便認定為他在潛水驛與友人惜別遺落的縷縷深情。

　　正是朗州的山水助劉禹錫升華，風(fēng)光讓他張目，民俗為他寄情，十年的深入民間，融匯鄉(xiāng)土，他發(fā)現(xiàn)了朗州民歌寶藏，依曲調(diào)填寫新詞，“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更重要的是讓他淡漠了沉淪中的磨難，實現(xiàn)了精神的重生和詩風(fēng)的昂揚。

　　當我琢磨詩豪的朋友圈時，又想起劉禹錫自己所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除了提攜過救援過他的杜佑、裴度、李吉甫和李絳，同情過關(guān)心過他的韓愈和元稹，最值得一說的，當屬同為天涯淪落人，與他相濡以沫，相互勖勉的柳宗元和白居易。

　　柳宗元與劉禹錫淵源很深，一是同年同科進士，二是年齡相仿，劉禹錫只大一歲，三是二人與韓愈都曾在監(jiān)察御史任上同事，學(xué)問切磋，文思交流，其樂融融。后來劉禹錫在《祭韓吏部文》中回憶起這段佳話：“子(韓愈)長在筆，予長在論。”“時唯子厚，串言其間······磅礴上下，羲農(nóng)以還，會于無極，服之無言。”四是同為永貞革新中沖鋒陷陣患難與共的斗士和戰(zhàn)友。五是在革新失敗后同被貶謫在沅湘流域，一個在瀟湘之淵，一個在洞庭之浦，湖湘風(fēng)骨犖犖縈懷。

　　讀劉禹錫與柳宗元的故事，最讓人感動令人唏噓的一幕，就是第一首桃花詩惹怒憲宗，他們第二次被貶的時刻。五司馬中，唯有劉禹錫最慘，被貶得最遠最荒涼，而他還有八十高齡的老母，已經(jīng)受不了遠行的折騰。柳宗元也被貶到永州更南邊的柳州，聽到這個消息，柳宗元首先不是為自己的再次遠謫煩惱，而是替劉禹錫和他的年邁母親擔憂。他主動找當朝執(zhí)政，動情地說，據(jù)說還流著淚，請求把自己與劉禹錫對換，以柳易播。哪怕自己是多病之身，哪怕前景難料，也不希望朋友落入最槽糕的境地。他的俠義舉動感動了裴度，觸動了憲宗，經(jīng)裴度極力斡旋，劉禹錫才從播州改貶連州。柳宗元與劉禹錫一同從長安出發(fā)赴貶所，再溯湘江而上，在衡陽分別，三唱三和，依依不舍。劉禹錫寫道：“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情重意深，溢于筆墨。作為“二十年來萬事同”的知己，柳宗元去世前，還將僅四歲的兒子和遺稿托付劉禹錫。在劉禹錫的操持和培養(yǎng)下，《柳河?xùn)|集》付梓刊印，孩子后來也中了進士。韓愈在為柳宗元寫的墓志銘中稱贊：“嗚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這是大家對大家的觀照。我們在為韓愈的評價喝彩時，也深深地為柳宗元的俠肝義膽而感動，為劉禹錫能有這樣肝膽相照的戰(zhàn)友而慶幸。

　　過去我讀劉禹錫的《瀟湘神》，只將注意點放在上闋，從瀟湘水云，零陵香草，尋找那美麗哀怨的露中秋，帝子愁。現(xiàn)在再讀，卻總能從下闋的斑竹枝，瑤瑟怨，品出瀟湘深處楚客的點點相思。這深沉的詠嘆，不是潴留了劉禹錫與柳宗元永不流逝的友情嗎?

　　提起白居易，我們都知道他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掌故里的主角，是在杭州整治西湖“唯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別州民》)的良吏，更喜傳唱他的《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憶江南》，人們常引用其千古名句“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琵琶行》)。白居易與劉禹錫是多年的詩友，晚年的知己，唱和往來密切。一起推動中晚唐的新樂府運動，是元和體詩派的重要詩人，晚年并稱“劉白”。白居易評述倆人的關(guān)系：“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也巧，他倆都是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出生，同年還同月，白居易早些日子。曾先后擔任過蘇州刺史、太子賓客，又都有著相同的經(jīng)歷，屢遭貶謫，幾起幾落，思想接近。他們詩交三十多年，在唱和中，惺惺相惜，切磋詩藝，升華友情，劉禹錫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更加厚積薄發(fā)。

　　寶歷二年，劉禹錫和白居易同時被解除了和州與蘇州刺史，寒冬時節(jié)，兩個年過半百、飽經(jīng)滄桑的天涯羈旅之客在揚州相遇。白居易酒后作《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無限感慨：“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即答《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詩，“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一頸聯(lián)已成萬口鑠金的名句，千帆破浪，萬木逢春，哲人的睿智，雄直的氣勢，傲視憂患，格調(diào)高揚，催人奮進。后來，劉禹錫寫《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春過也，笑惜艷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樽前，唯待見青天。”雖是傷春詞，卻又見桃花，笑對艷陽天，寫得簡潔明快，優(yōu)美動人。表現(xiàn)了劉禹錫心清氣和，超凡灑脫的風(fēng)格。

　　晚年劉禹錫與白居易同居洛陽，同任分司閑職，過從甚密，酬唱頗多。兩人同患眼疾和足疾，面對衰老病痛，白居易常常流露出消極悲觀情緒，他有一首《詠老贈夢得》詩，“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劉禹錫馬上和作《酬樂天詠老見示》，最后兩句“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意境優(yōu)美，氣勢豪放，洋溢著鼓舞人的力量。以自己的積極樂觀情緒，寬慰鼓勵老朋友。

　　欲問劉郎，詩如其人耶?抑或人如詩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