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清明，我返鄉(xiāng)掃墓，順便回了趟山坳里的老家。我于先年把家搬到金石橋街上，父母也隨著大哥住在吉首，老家無人打理，一片理所當然的荒蕪。

　　瘋長的油麻草占據了禾坪的大部，陽光下散發(fā)著一股我并不喜歡的教人頭暈的幽香;青藤象個野心家，攀附著屋柱和墻壁，如幽蛇般爬上屋頂，貪婪地想要侵吞掉那無窮無盡的碧天;屋頂?shù)耐卟凵祥L著三三兩兩的雜草，微風中輕輕搖擺。

　　五年前栽在禾坪的兩棵桂花樹未有負我，有我無我的日子它們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寂寥地成長。栽下它們時，我的小兒子未到半歲，五年后，奕寶已讀幼兒園，它們也由拇指細長至約5公分粗。

　　我站在條凳上給桂花樹剪頂修枝，14歲的揚兒在旁邊給我打幫手，他悄悄告訴我：“老爸，您之前拍照的那個老人家又來了。”

　　我問：“哪個?”

　　揚兒指了指：“您自己回頭看。”

　　我回頭望去，遠遠的禾坪的東側，一個頂著一蓬稀疏雜亂的枯發(fā)的糟老頭散漫地朝我們走來，一半身子丟在午后的陽光下，一半身子浸在斑駁的樹陰里。由于微駝著背，又低著頭來走路，我看不清他的臉，送入眼簾的是他那由花白枯發(fā)圈著的禿頂?shù)念^，身著一件半舊的青灰色中山裝，立著衣領;左手攥著一紅一白兩個小塑料袋;右手撐著象征著身份的打狗棍。不必再細看，我已知道他是誰。

　　“阿山”，我默念了一聲，內心涌出一股復雜的暖流。他，是我此生最熟悉的陌生人。他的雙腳，來來回回地游走于周邊的每個村莊;他乞討的布袋，裝著只屬于他的悲歡。他現(xiàn)今的蒼老，又是如此應景著這凋敝的村莊。

　　“阿山”不是他的本名，十里八鄉(xiāng)都這樣的叫著，誰也沒有有功夫去考究他姓甚名誰。阿山的家在我家隔村的隔村的雪峰山下，阿山是位抗美援朝的戰(zhàn)士，據說是因為在戰(zhàn)場上受了創(chuàng)傷，犯上了神經衰弱癥，自此半癲半醒。

　　吃大鍋飯的年代，村里出的是集體工，其余人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只在田地里裝模作樣，相互攀比，舍不得在農活上出多一點點的力氣。村里的臟活，苦活，累活都“順理成章”地分給了阿山，阿山不爭也不吵，仍然把農場當作戰(zhàn)場，組長的話當作班長的命令。因為不懂得珍貴自己，風里來，雨里去，幾年下來，又落下了一身的勞累病。

　　分田到戶后，孱弱的身體已經無法再進行耕種，只能把分得的田地轉租給別人，年尾收點糧租。自己背上一個布袋，拖著一根打狗棍，成為了一個職業(yè)乞者。

　　他早出晚歸，不遠游，所以他的鄉(xiāng)腳不寬，基本在靠近家的村寨輪番乞討。

　　因為走得勤快，村子里的狗都視他為老熟人，見到他來，只作幾聲輕吠，便搖著尾巴走開了去。

　　不管孩童追在身后怎樣地戲弄，他都只是慢慢回過頭來追幾步，又哼唱著他自編的歌謠搖頭晃腦地走去下一家。

　　他行乞有方，只要米，碰上肚子餓了時，也要飯，但不要錢。給米給飯時，你得爽快些，不然他掉頭就走，你還得跑步去追他、央求他收下。

　　每次他來，必倚在大門的左邊，帶著唱腔念著他那獨有的乞語：“阿叔嬸娘哥哥嫂嫂在屋里么?升子打發(fā)點米幾嘍，熱菜熱飯來一碗嘍，飯上給幾塊肥肉嘍。散得快，發(fā)的快，栽的番瓜谷簍太(我地方言中“大”念“太”)。”他的聲音是那么的蒼脆，調子又是那么的悠揚，浸潤著我整個童年的歲月。

　　有人開玩笑，說：“老山，米桶沒早飯米了，能把你袋子里的米借些給我么?”他立刻從肩上松下袋子，說：“借什么借，要你只管拿去。”

　　看著對方在壞笑，尷尬地把米袋甩回肩膀，訕訕地說：“莫聊我，你吃不完，用不了，哪會要我的東西”。

　　有一回他來，約記得我還在讀小學，母親要我去米桶裝些米給他。我惡作劇地把竹升倒過來量米，看似裝得滿滿的一升子米，實際只有薄薄的一層，他激動不已，一面抻開米袋，一面說著一串接著一串的吉祥祝福，我雙手捧著竹升放進米袋，避過他的視線，然后再啪的一聲故意把竹升掉在米袋里，使他無法捕捉到我內心的小邪惡。收完米，他從米袋里捏出一小撮米散入竹升，作為回饋。

　　他已快走到我的跟前，我大致看清楚了他的臉，與六年前見著的他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頭發(fā)已經完全花白，準確講是那種棕黃的臟白，眼神多了幾分渾濁。

　　青灰色中山裝的里面是一件已不能稱作白的白襯衣，衣領同樣的立著，立著的衣領展示出大片的黑油油的污漬，手上的打狗棍則是隨手在路邊撿起的半截細枝。

　　他走近了來，很謙卑地望著我笑了笑：“孩子這么大了?”

　　我從長凳上跳下來，迎了上去：“是啊，一不留神就長大了。”

　　“是啊，我當年在你家里走時，你才這么點高。”他用手放在胸前比了比。

　　“時間過得真快，但您還不見怎么的老，和我六年前見到您時差不多。”

　　“老嘍，”他指了指雙腳，“腳越來越沒力氣，走不動了，從向陽山走到你家，歇了兩三次。”

　　我用衣袖把長凳拂了拂，要他坐下。

　　他擺了擺風干無肉的枯手，仍只愿站著。把目光望向了半掩的大門，問道：“老兄嫂不在家?”

　　我說：“二老都去了吉首大哥家了，在上面長住。”

　　他哦了一聲，喉嚨里“咕咚”響了一下，我方才記起他此行的目的。

　　我內疚起來：“您還沒吃早飯吧，我也沒在老家住了，所以家里也是冷火熄灶，沒有可給您填肚子的。”

　　他下意識地按了按肚子，說：“原來老兄嫂是出遠門了，我餓習慣了，不要緊的。”

　　我望著他攥在手上一紅一白小塑料袋問道：“這就是您一個上午的收獲?”

　　“是啊，村子里老的老，走的走，沒有幾戶房頂冒煙了，討口吃的越來越不容易。”

　　我叫揚兒拿來錢包，遞給他十塊錢，他照樣的不要，并把臉漲得通紅，說我難道忘記了他的規(guī)矩。

　　我怔立在春天午后溫暖的陽光里，他仍是拄著羸弱的樹枝拐杖，用他獨有的步伐，顫顫巍巍地丈量著腳下那片蒼涼的土地，把背影模糊在我的視線里。

　　在他的身上，生命的厚薄與財富的多寡沒有太大的關系，我見過許多的乞者，唯有他最藝術、最江湖、最飄逸。

　　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我又是4年未曾見他，他或許還在，或許走了，這或許很重要，或許已不重要。這個世界，彼此都一樣，誰都曾經來過，又都通通走掉。

　　至少，我們用米飯溫暖過他的生活，他用精神豐富過我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