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吳投文在海內外報刊發(fā)表了三百余首詩歌，出版了詩集《土地的家譜》(2003年)和《看不見雪的陰影》(2017年)，還與詩人朱立坤一起出版了詩歌合集《中年生活》(2013年)，有詩歌入選《中國詩歌年鑒》、《新世紀詩典》、《中國詩歌排行榜》、《新世紀中國詩選》、《中國口語詩選》、《中國當代短詩三百首》、《新時期湖南文學作品選》等八十余個重要詩歌選本。雖然吳投文曾自謙道：“詩乃宗教，需要付出絕對的虔誠；真正的詩人少而又少，出詩集與詩人的稱謂沒有必然的聯系。”[①]但是，那些嘔心瀝血的佳作無疑使他早已成為湖南的實力派詩人，在詩歌界有一定的影響。吳投文不只是一位詩人，他還是一名專門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與民間詩人的作品相比，他的詩歌別有風味，大體上屬于學院派寫作。由于對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的深刻認識，他格外青睞“文學性”和“美”在詩中的體現；由于對生活的熱愛，對平民生存狀態(tài)的關懷，他在追求美的同時，更加注重個體生命的體驗。

 

　　在真、善、美已失去高尚外衣的現代社會，詩以及詩人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但是，詩歌作為一種精神形式仍然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詩歌就是一種集體記憶，他們都曾主動或被動地接受過。在80年代那個詩意的中國，分行文字和西方哲學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糧、人生寄托、信仰宗教，甚至是不可逆轉的宿命。”[②]行走于信仰與虛無之間，就好比是在刀尖上跳舞，但是對孤獨的鐘愛、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心靈的堅守給了吳 投文與眾不同的信念。在我看來，吳投文的詩是非常獨特的，在追求詩的文字和意境美的同時，他更加重視個體的生命體驗的彰顯。在與虛無以及五光十色的世俗欲望的抗爭中，他的詩歌中凸顯出了這樣的詩人形象：孤獨的低吟者、生命的歌者和心靈的守護者。領悟這些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讀懂他的詩，更是為了親近詩人的精神家園。

 

　　一、孤獨的低吟者

 

　　對于從鄉(xiāng)村中走出來的詩人來說，鄉(xiāng)村和泥土是別有含義的，少小時的離家愿望轉變?yōu)槌赡陼r的思鄉(xiāng)情緒，當初的城市向往者都變成了如今的泥土留戀者。吳投文也不例外。有論者認為，“對于家園和生存的缺憾，吳投文從始至終是清醒的。既不是人類學家對于野性思維和古老生命的奇趣，也不是回到原始、回歸自然的夢囈。相反，他總是智慧而無奈地觀賞著，當然也體驗著。”[③]詩人眼下的鄉(xiāng)村在城市的引誘下躁動不安，往日芬芳的泥土和寧靜的田野已成為回憶中的鄉(xiāng)村符號。在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夾縫下生活，詩人是無奈的，他脆弱的臂膀始終掰不過現實粗壯的手腕。但是，吳投文從始至終是清醒的，這份清醒導致他無法與現實同流合污。

 

　　“愛人”是吳投文在詠嘆鄉(xiāng)村和泥土的詩中常用的一個抒情意象，如《收獲季節(jié)》中的“靈魂系在稻尖上的愛人”、“親近泥土遠離詩歌的愛人”，《葬禮》中“永恒的愛人”、“殉難的愛人”、“幸福的愛人”，《重歸故園》中“流離的愛人”，以及《田園》中“一季的陽光蓄于愛人深蹙的眉頭”、“愛人和耕牛出現在田野上”、“愛人的腳印在泥土深深處”，等等。但是，這里的“愛人”另有含義，“并非實指我們生活中的戀愛或婚姻對象，它其實是詩人內心的外化，詩人對外不斷說‘愛人’，其實就是對自己內心、對自己靈魂深處說‘愛人’。而這個‘自己’，其實也并不是詩人本人，其指代意義已被無限擴大，指的是無數的生命個體。詩人其實是站在無數個體中間，與他們同呼吸，替一個又一個的‘他’說話，道出每一個‘他’的心聲”[④]。然而，這種心聲能被城市——詩人身體所在的“異鄉(xiāng)”，以及他日思夜想的鄉(xiāng)村——他在精神上所向往的“故鄉(xiāng)”，接納和理解嗎?

 

　　“流落在異鄉(xiāng)的城市里”的詩人是尷尬的，他不斷地提醒自己，“我是楚地的書生”(《家園》)，在一開始詩人便把自己定位于異鄉(xiāng)的“局外人”。這種來自內心的“身份”體認使得“思鄉(xiāng)病總是在心事里開花”，這注定使他在異鄉(xiāng)無法獲得認同感，詩人的鄉(xiāng)愁自然也就得不到“異鄉(xiāng)人”的理解。

 

　　時間在離鄉(xiāng)的詩人和故鄉(xiāng)之間挖開了一道無法彌合的渠溝，沿著城市急促的發(fā)展軌跡，詩人現在已經無法回到離鄉(xiāng)前的那一刻，而鄉(xiāng)村依然是多年前的鄉(xiāng)村，時間埋葬的是鄉(xiāng)人的容顏和生命：“三十年前”阿婆一個人默默流淚，“二十年前”小弟病逝，“十年前”阿香也已出嫁(《阿宮山》)，這是時間帶給鄉(xiāng)村的變動，實際上也是時間留在詩人心里抹不去的傷痛。阿宮山的草所刺痛的與其說是詩人的軀體，倒不如說是引發(fā)了他內心“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悲涼感。對于“不慎陷入城市泥潭”的詩人來說，故鄉(xiāng)在渺遠之處，一旦離開就再也回不去了，故鄉(xiāng)只能“成為彌足珍貴的回憶”(《故園》)。在空間和時間的雙重擠壓下，詩人的孤獨感便誕生了。這是“一種深刻而強烈的智慧內省，是個體生命和與廣泛聯系的外部世界暫時中斷聯系而潛心考慮生命個體、生命意義問題時，所意識到的與他人無法重合的個別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識深化的一種心理反應。”[⑤][5]如果說空間上的距離感造成了詩人的滿懷思念，使他與異鄉(xiāng)人格格不入的話，那么時間所帶來的陌生和疏離感才讓詩人真正地感到孤獨?？臻g上的距離使對故鄉(xiāng)充滿幻想的詩人變成城市的局外人，但是時間所帶來的陌生和疏離感卻讓詩人所幻想的心靈故鄉(xiāng)徹底破滅了。

 

　　在古代中國，詩人往往因無法遇到伯樂和知音而孤獨，但終因懷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智慧，倒也不顯得過于落寞。但是，在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消費方式的浸染下，詩人的隱居夢徹底破碎了。在中國，作為精神貴族的詩人，他們接受過現代的教育，但是在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他們并不擁有能夠進行生產的技術。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詩人大都是“學而優(yōu)則仕”道路上的佼佼者，即便如陶潛那般不如意仍可保留精神上的那份高貴感，不為五斗米折腰。大機器生產將詩人從統(tǒng)治者的隊伍里完全驅逐了出來，面對這個強勢的時代，苦悶彷徨的情緒使他們倍感孤獨。

 

　　時間和空間、生活和理想擠壓下的詩人生存狀態(tài)是常人所無法理解的，詩人的孤獨是一種形而上的精神體驗。但是在現實中，孤獨所體現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疏離感，“一個人是多么孤獨，遇見另一個人/僅僅是兩個人，或者陷入更深的孤獨”(《粉碎一滴水是多么困難》)，孤獨成為了一種永恒的狀態(tài)。詩人在路上遇到了兩條狗，也涌出了一種復雜的情緒體驗，“我突然感到孤獨/想加入它們之中/但我是一個人/無法脫下自己的面具”(《我在路上碰見一只狗》)。布魯姆曾斷言，“一首詩不是對焦慮的克服，而是焦慮本身”[⑥]，詩在吳投文這里卻是孤獨本身。工業(y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揭開了“欲望”的潘多拉盒子，生命被金錢和商品所踐踏，崇高和美被束之高閣，靈魂的悸動受到肉體的快感驅逐，這些都折射在吳投文的詩歌中。

 

　　二、生命的歌者

 

　　在海德格爾那里，“畏懼”是最基本的生存情緒；在薩特那里，“焦慮是自由的開端”；在吳投文的詩里，孤獨是個體的生命體驗。“我獨自留在了懸崖上/在那么高的位置/我感到了寒冷和孤獨/同時感到了真實和存在/我終于腐爛在這里了/留下了一堆白骨”(《我獨自經歷了一個寂靜的下午》)。高處不勝寒，吳投文筆下的“我”卻很享受這份孤獨，除了能夠保持精神上的高貴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對“真實和存在”的執(zhí)著和對生命的探尋。陸耀東先生是吳投文的博士導師，他在吳投文詩集《土地的家譜》序言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文學創(chuàng)作，寫詩，是‘靈魂的冒險’和生命的冒險；也許你終身忠誠于詩，但在你生命的最后一息，詩仍然無動于衷，與你無緣……”，吳投文對此深表認同，“詩歌在本質上關聯著對于生命的認識，生命與詩的相遇是一個詩人的幸運和幸福”，他從來沒有自詡為詩人，但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中卻深有感悟，“生命在創(chuàng)作中的投入對一個詩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決定其創(chuàng)作成敗與否的根本條件” [①] ，而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就是“使人通過對于向美向善的體驗，從而確證生命存在的意義” [①] 。

 

　　“愛人”與“耕牛”的身影被高樓大廈的現代景觀驅逐出了土地，泥土的香味和犁鏵的滑動只在回憶中還存有痕跡。“我在舞廳里無人伴舞/男男女女都是你的幻影/太多的欲望在這里膨脹”(《獨奏》)，在商品和金錢的勾引下，私欲吞噬了人的靈魂，只剩下了扭動的腰肢。在肉體快感取代了靈魂崇高的年代，“我把光明與黑暗作為涂料/不停地刪改自己/把自己刪改成一個陌生的符號”(《影子》)，一根天空中飄落的羽毛都會使“我的手臂突然失去力量”(《一根羽毛》)，這“致命的沉重”是什么呢?“在金錢衡量一切的時代”，吳投文筆下的“我”執(zhí)著于“一句話”，“這句話被金錢拋棄”，但是，“我把這句話深藏心底/等待它重見天日”(《一句話》)。“致命的沉重”與“一句話”在這里也許正是活生生的“生命”的代名詞。

 

　　西方近代的思想史是人類理性逐漸上升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生命價值逐漸得到承認，可以說這一切都得益于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精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以及啟蒙運動中的眾多思想家的關于人的“理性”主張，都不可避免地推動著精神宗教的衰落，促進人類物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增長。馬克思·韋伯提出了四個概念“傳統(tǒng)行動”、“情感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和“目的合理的行動”，來界定人的社會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體現了人對價值與終極意義的追求，而“目的合理的行動”則僅關注實現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它并不關心意義和價值，工具和手段的存在能否幫助實現人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而宗教精神的缺失恰好加速了“價值合理的行動”和“目的合理的行動”的分裂，伴隨著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價值、信仰和所謂的終極關懷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被工具理性所置換，“理性的鐵籠子”[⑦]最終形成。人的生命淪為流水線上的“機器”，其存在的價值甚至只能用數字衡量。圈地運動拆掉的是人的居所，驅逐的卻是人的價值和尊嚴。在全球化的帶動下，中國社會面臨著嚴峻的轉型態(tài)勢，在快速向前的經濟車輪面前，金錢和利益至上的極端利己觀念泛濫，道德感缺失，人文關懷缺席。當下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離不開資本積累，也就無法逃避涅槃的痛苦過程?？墒敲鎸Τ髳?，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是終極關懷和價值在中國的歷來承擔者。他們經歷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矛盾——物質生活的日益繁榮和精神世界的逐漸匱乏。有一批詩人在現實的威逼利誘下妥協(xié)了，他們的詩作要么沉淪于“玄秘化傾向和文化包裝”，要么“通向極端的夢囈和欲望宣泄”，要么“沉溺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⑧]。但是，真正的詩人不憚于清貧和寂寞，哪怕遭人誤解也會始終堅守詩人的良知。面對精神領域的價值和意義被物質欲望和世俗利益一點點地啃噬，吳投文痛心不已，《空城》中的“我”再也無法沉默，終于發(fā)出了“我該向何處/踽踽獨行”(《空城》)的疑問。

 

　　三、心靈的守護者

 

　　中國的知識分子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禮，從儒家封建道德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成為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獨立個體。他們以啟蒙為己任，即便是由于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而走向了救亡的道路，也從未放棄知識分子自身的追求。歷史感也是吳投文詩歌中所內含的一個審美維度，“孕育過綺麗的幻想/遭遇過嚴酷的動蕩/歷史的扉頁上依然空白”(《石像》)，這便是歷史。拯救民族危亡，贏得民族獨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將無數的個體凝聚成一個團體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團體的形成卻帶來了負面的意識形態(tài)效應，這導致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集體流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有“大庇天下寒士”的夢想，可是他們的肩膀有時甚至無法承擔自己的命運。終極價值在現代的唯物論者看來是可笑的，上帝死掉了，集體的意念似乎也淪為不可靠的意識形態(tài)，但生活卻要繼續(xù)，“時間搬不動”淤積在他們“心上的憂傷”，偏執(zhí)的他們“小心地打量著世界”，尋覓著自己的生存根據。

 

　　詩集《土地的家譜》中的詩人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反抗者，縱然在黑暗中“只有一條路沒有斷絕”，“只有一扇門是打開的”，即便“通向黑暗”，“通向地獄”(《只有一扇門是打開的》)。他不會不明白，承擔人世間的苦痛意味著“舉起的重量是整個地獄”，他也不會不清楚，這是一個詩人無法辦到的事情，但是，詩人堅信“聽到的召喚來自天堂”(《天堂》)。難道皈依宗教，憑借上帝的神性就能夠分擔詩人在人間的苦痛嗎?與薩特和加繆一樣，吳投文是一個無神論者，在他的詩文中充滿了對佛祖和上帝的挑戰(zhàn)。“被香火燒焦的記憶懸掛墻壁/總相信最后的一次膜拜/把你從千年的陳夢中叩醒/喚起你萬能的手指/填那深淵似的欲壑/灼傷的靈魂在悸動中萎縮”(《大佛》)，現實中的人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一方面，他希望通過各種手段使自己的欲望能夠得到無限的滿足；另一方面，他也會不安，企圖神明分擔自己的罪惡。人就是這樣在一邊祈禱一邊作惡。詩人寫道，“徒然的事實是死亡降臨前的痛苦/神圣的本質無法洞穿虛無和黑暗/貞潔與光明成為不可饒恕的罪惡/在無數的面具背后是欲望與拯救”(《欲望與拯救》)，里面包含著質疑與抵抗，也有面對現實的無力感乃至絕望。當上帝隱去，神圣與本質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規(guī)則都是人定的，人的幸福從彼岸的世界回到了現世的生活，在深陷于欲望的現實世界中，“虛無”和“黑暗”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

 

　　現實世界無疑是令人絕望的，“這是一個懸空的時代”，“人們習慣吊在空中生活”(《卡夫卡的片斷》)。但是，“一個人要是丟了靈魂”，“道路就失去了意義”(《逃遁》)。馬利坦認為，如果詩人“不以這個世界來充實自己，那他就會變得空虛。詩人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自己的：事物在他心中產生反響，并在他唯一醒悟的時刻和他一道從沉睡中涌現出來。”[⑨]在吳投文看來，“天使為孤獨者的愛折斷翅膀”，孤獨的詩人注定要“面對遼闊的虛無”(《空白》)。由孤獨所引發(fā)的生命體驗使他筆下的“我”獲得了真實的存在感。馬拉美是這樣來評價詩人的，“我毫不含糊地認為：詩人不縈懷某種利益，他無償生產，或者不屑于交易；這兩個方面是顯然聯結的。”[⑩]“三萬兩黃金是個等價物/等于一座大樓/或一個貪官的腰包/也等于一個女人的胸脯/卻不等于我一個晚上的孤獨”(《黃金三萬兩的孤獨》)，與其說吳投文鐘愛的是無價的孤獨感，倒不如說他更加珍視生命體驗和存在感。

 

　　困頓于時間中的“我”無法成為時間的敵人，因為“時間的敵人在時間之外”。面對永恒的可以凋謝萬物的時間，將孤獨作為存在的根據是脆弱的。“思想拯救凋謝之物”(《主題學》)，吳投文似乎變成了與加繆相類似的人間信仰者，加繆的人間信仰發(fā)自于內心的對人間的“愛”，那吳投文追逐的能夠拯救自我的“思想”是什么呢?

 

　　拜倒在基督腳下的信眾，沒有個人的秘密，上帝在分擔了他們的苦難的同時，也將他們獨立的人格拿了去。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我的秘密來自塵世”(《信仰者》)。“我”暫時的苦痛也許是因為沒有上帝來分擔我的罪惡，但是“我”更渴求能與上帝平等地交流與對話。正如在《愛的上帝》中所書寫的那樣，“如果我跪著/你會坐得更高”，縱然“人間的黑暗籠罩著我/我的錢包豐滿/我的內心空虛”，“我”仍然拒絕“愛的上帝”。“寬恕我吧”，“寬恕這個世界吧”，“寬恕上帝吧”(《最后的祈禱》)，這又是在向誰發(fā)出請求?

 

　　雅克·馬利坦在談到藝術家和詩人的創(chuàng)作心理時說：“如果他聽到了事物中斷斷續(xù)續(xù)跳出的那些秘語奧秘話，如果他領悟到處于現實存在的核心的實在、通信和密碼化的文字，如果他自人間和天國的萬物中捕獲到比我們哲學的夢想要多的事物，那么，他不是靠平常意義上的認識一詞認識這一切的，而是通過把所有這一切納入他隱約的幽深處而認識這一切的”⑨。而“隱約的幽深處”不正是詩人那顆獨特的純凈的“心靈”嗎?寬恕的請求最終在“心靈”這里尋找到了根據。加繆的人間之愛也正源于此。

 

　　四、結語

 

　　吳投文在《中國新詩之“新”與新詩文化建設》一文中談到“詩人藝術原創(chuàng)性的主體自覺”時，強調詩歌要“立足于充分個性化的藝術追求，以我手寫我心的真誠態(tài)度把詩人的主體獨特性轉化為一種值得信賴的生命詩學。”?這也許就是他的藝術追求——彰顯生命的意義，突出存在的價值。

 

　　在信仰與虛無之間行走是需要勇氣的，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墮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背棄了上帝同時又蔑視人間的罪惡，對人性和生命充滿希望，這是詩人式的悲憫情懷。承擔不了人類的罪惡，卻立志要拯救和凈化人的心靈，這也許就是西西弗斯式的執(zhí)著，“西西弗斯在不斷推動巨石上山的荒誕過程中感受孤獨、絕望，可也正是在這孤獨、荒誕的絕望中，他看到了無情的石頭在他的推動下所散發(fā)出的生命的動感，看到他與巨石搏斗時所迸發(fā)出的力量，這一切都飽含著西西弗斯的生命體驗。正當他沉醉在這種幸福之中的時候，巨石不再是他的苦難，諸神也不再讓巨石從山頂滾落下來。”?也許人們對詩人的誤解依然會頑固地存在著，也許現實生活對精神世界的壓抑會越來越嚴重，也許在世俗面前有些人屈服了，但是吳投文仍會堅守詩人的執(zhí)著，對孤獨的鐘愛、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心靈的堅守給了他與眾不同的信念。孤獨的低吟者、生命的歌者、心靈的守護者是吳投文詩歌中的詩人形象，同時，這也是對他自己的最好詮釋。

 

　　參考文獻：

　　[①]吳投文：《土地的家譜》，重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5頁。

　　[②]劉波：《生命體驗中的知性言說——吳投文詩歌創(chuàng)作略論》，《湖南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頁。

　　[③]馬明奎：《投向存在黑洞中的石頭——讀吳投文詩歌札記》，《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2年第1期，第234頁。

　　[④]呼振楠，錢志富：《湘江舊跡已模糊——吳投文〈重歸故園〉賞析》，《名作欣賞(中旬)》2013年第9期。

　　[⑤]王克儉：《文學創(chuàng)作心理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頁。

　　[⑥]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00頁。

　　[⑦]李世濤：《理性危機中的重建——錢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學論”》，《中外文化與文論》2011年第1期，第3頁。

　　[⑧]吳投文：《當前詩歌癥候分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4期。

　　[⑨]雅克·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chuàng)造性直覺》，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93頁。

　　[⑩]馬拉美：《馬拉美詩全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頁。

　　?吳投文：《中國新詩之“新”與新詩文化建設》，《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段曉磊，彭在欽：《處身“荒誕世界”的生命體驗——重新解讀陳染長篇小說〈私人生活〉中的女性觀》，《考試周刊》2012年第5期。

　　(《長江叢刊》2017年第11期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