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學(xué)形式，從萌芽到定型，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這種已定型的文學(xué)形式，還需要另一個過程，才能確定其名稱。詞是從詩分化出來，逐漸發(fā)展而成為脫離了詩的領(lǐng)域的一種獨立的文學(xué)形式，其過程是從盛唐到北宋，幾乎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最后把這種文學(xué)形式定名為「詞」，還得遲到南宋中期。

　　近來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馀?！惯@里所謂「又名」，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好象是這種文學(xué)形式先名為詞，后來又名為長短句，后來又名為詩馀。但是，考之于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實際情況，卻并不如此，事實恰恰是：先有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后又名為詞，而詩余這個名詞初出現(xiàn)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于紹興四年甲寅(1134)，后集序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書中不見有「詩馀」這個名詞，也沒有提到《草堂詩馀》這部書。王楙的《野客叢書》成于慶元年間(1195-1200)，書中已引用了《草堂詩馀》，可見這部書出現(xiàn)于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忡《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為《樵隱詩馀》。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余」這個名詞的年代最早者。稍后則王十朋詞集日《梅溪詩余》，其人卒于乾道七年，壽六十。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余》，見于《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jìn)士，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dāng)然在其卒后。林淳詞集曰《定齋詩馀》，亦見《直齋書錄》，其人于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后。此外凡見于《直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馀」標(biāo)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馀」是當(dāng)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腸稱周邦彥有《清真詩馀》，景定刊本《嚴(yán)州續(xù)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馀》，這是嚴(yán)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井非詞集原名?，F(xiàn)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qiáng)煥刻于溧水郡齋的一本為最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馀》。

　　我懷疑南宋時人并不以「詩馀」為文學(xué)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于編詩集時的分類?？急彼稳思接性~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或稱「長短句」都編次在詩的后面，既沒有標(biāo)名為「詞」，更沒有標(biāo)名為「詩馀」。南宋人集始于詩后附錄「詩馀」。陳與義卒于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八卷附詩余十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溪集》，附詩馀十二首。登卒于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后，延平田澹始刻其遺文，那么亦當(dāng)在淳熙年間了。況且今天我們所見的《東溪集》，已是明人重編本，不能確知此「詩馀」二字是否見于宋時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兩卷為詩余，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則題作「長短句」，可見南宋人編詩集，如果把詞作也編進(jìn)去，則附于詩后，標(biāo)題日「詩馀」，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或「長短句」。

　　「詩馀」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詞以后，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余附卷裁篇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馀》、《竹齋詩馀》、《冷然齋詩馀》，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馀》了。這樣，「詩馀」好象已成為這一種文學(xué)形式的名稱，但是，我們?nèi)绻贆z閱當(dāng)時人所作提到詞的雜著，如詞話、詞序，詞集題跋之類，還是沒有見到把作詞說成作詩馀，由此可知「詩馀」這個名詞雖出現(xiàn)于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于一個文學(xué)形式的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馀」，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或齋名。詞選集有《草堂詩馀》、《群公詩馀》，「草堂」指李白，「群公」則指許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張蜒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馀圖譜》，從此「詩馀」才成為詞的「又名」。這是張蜒造成的一個大錯。

　　《草堂詩馀》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見，不知當(dāng)時有無解釋「詩馀」名義的話。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見有所說明。直到明代楊用修作《詞品》，才在其自序中說：

　　詩馀者，憶秦娥，著薩蠻為詩之馀，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伯其書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詞品》首著之云。

　　以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這是南宋時人黃叔旸的話，見于《唐宋名賢詞選》，其上句中「為詩之馀」，則是楊用修自己的話。但這句話等于沒有解釋，他不過加了一個不起作用的「之」字。到底李白這兩首詞何以為詩之馀，這個「馀」字的正確意義是什么?仍不可解。從下一句揣摩起來，他似乎說：這兩首詞對于詩的關(guān)系，則為支流別派；對于后世的詞曲，則為租爾。詞出于詩，所以稱為詩馀。

　　從此以后，明清兩代研究詞學(xué)的人，根據(jù)各自的體會，對于詩馀，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辨。俞彥《愛園詞話》云：

　　詞何以名詩馀?詩亡然后詞作，故曰余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后南北曲作。非飼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馀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馀亡者，否也。

　　這一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后詞作」、「詞亡然后南北曲作」，為什么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非詩亡」、「非詞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和「所以歌詠詞者」又何必先肯定「詩亡」和「詞亡」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后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于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馀。再后，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于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詞了。但是，在這里，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余。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只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詞(詩馀)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余興而樂府亡」。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后，詩馀只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馀亡」了。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馀，但是他卻說「詩亡然后詞作，故日馀也。」這個「馀」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余四集》云：

　　詩者，馀也。無馀無詩，詩易馀哉?東海何子曰：『詩馀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后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yán)而難葉?！烩抛x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后有樂府，樂府缺而后有詩馀，詩馀廢而后有歌曲。……凡詩皆馀，凡馀皆詩。馀何知詩，蓋言其馀而已矣。

　　東海何子，指華亭(今松江縣)何良俊，這些話見于武陵逸史本《草堂詩余》，陳氏引用來解釋「詩馀」。何氏之意謂詞出于古樂府，而古樂府則出于詩三百篇。因此，「詩馀」的意義是詩三百篇的緒馀。這個「詩」字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詩經(jīng)》。陳氏推演何氏之說，得出兩句非常晦澀的話：「詩者，馀也。無馀無詩?！挂庵^后世一切詩歌，都是《詩經(jīng)》的馀波別派，詩三百篇如果沒有馀波別派，則后世無詩歌了。所以，「凡詩皆馀，凡馀皆詩」。凡是一切后世詩歌，都是《詩經(jīng)》的馀波，凡是繼承《詩經(jīng)》的作品，都是詩。最后，他說：「馀何知詩，蓋言其馀而已矣?！惯@個「詩」字，又是指《詩經(jīng)》的，他自謙不懂得《詩經(jīng)》，只能談?wù)劇对娊?jīng)》的馀波──詞──而已。

　　這一段序文中用「詩」字有不同的涵義，以致晦澀難解，明代文人，就喜歡寫這種「惡札」。同書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云：

　　自三百而后，凡詩皆馀也，即謂騷賦為詩之馀，樂府為騷賦之馀，填詞為樂府之馀，聲歌為填詞之馀，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馀，轉(zhuǎn)屬而上，亦詩而余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馀皆詩可也。

　　此文也是發(fā)揮何良俊、陳仁錫的意見，以詞為《詩經(jīng)》之馀?！嘎暩琛辜粗改媳鼻?。

　　清初，汪森序《詞綜》云：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fēng)》之操、《五千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饒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yuǎn)，其不即變?yōu)樵~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yōu)榻w，而五七言絕句傳于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為詞。當(dāng)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于樂府，近體之于詞，分鏢并騁，非有先后。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余，殆非通論矣。

　　此文觀念，較為明白。汪氏以為詞的特征有二：其形式為長短句，其作用為樂府歌辭。以這兩個特征為標(biāo)準(zhǔn)：以求索于文學(xué)史，則《南鳳》、《五千》、《周頌》、漢樂府，都具有這兩個特征，故以為詞之起源在古樂府。這意見與俞愛相同，不過俞氏只提出一個特癥：有歌詠之道，而未直接提出樂府。至于「長短句」這個名詞的意義，汪氏亦與元明以來許多人的見解一樣。以為長短句只要句法參差不齊的詩，就是長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為長句，五言句為短句，所謂長短句，專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古樂府雖有句法參差不齊的，還不能稱為長短句。

　　又汪氏以為唐人工七絕歌詩是詩，李白菩薩蠻等作是詞，二者既同時并行，故不能謂詞出于詩。這個觀點，亦有未妥。五七絕歌詩和菩薩蠻等詞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樣是樂府歌辭，沒有近體詩與詞的分界。以上兩點，是汪氏持論未精審處。

　　李調(diào)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馀：

　　詞非詩之馀，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屬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后有古體，有古體而后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象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jié)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一個系統(tǒng)，古今樂府歌辭為另一個系統(tǒng)；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詩則導(dǎo)源于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馀，亦不是古樂府之馀。因為詞本身即同于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jié)論是詞「乃詩之源也」?；谶@一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于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fā)凡》第一條云：

　　詞肇于唐，盛于宋，溯其體制，則梁武帝《江南弄》，沈隱侯《六憶》已開其漸。詩變?yōu)樵~，目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屈子《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fēng)》，陶靖節(jié)《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余，所獨也。顧世稱詩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余為安。是編仍號《詞韻》，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于齊梁宮體詩，足當(dāng)詩馀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六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qū)別于《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此，他主張以「詩馀」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一種文學(xué)形式。但是，吳氏雖持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馀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的基礎(chǔ)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xué)史上，向來用「辭」字，而不用「詞」字?！皋o」為文體專名，而「詞」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辭」寫成「楚詞」，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明清間己逐漸稱之為曲。故「詞」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yōu)閷Ｃ?，到元明以后，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一種文學(xué)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馀」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dāng)否，從他所說「詩變?yōu)樵~，曰為詩馀，烏得議其非通論?」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tǒng)，他以為詞源于樂府，故否定其為「詩馀」，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變而成的，故應(yīng)當(dāng)名為「詩馀」；但是他所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梁樂府，可知他關(guān)于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鳳《樂府馀論》中亦有一段詮釋「詩馀」的話：

　　謂之詩馀者，以詞起于唐人絕句，如大白之清平調(diào)，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quán)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后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馀，遂名之曰詩馀。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yīng)當(dāng)名為詩馀。他并不否定詞的樂府傳統(tǒng)，不過他認(rèn)為詩變而后「樂府之體一變」，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一段關(guān)于「詩馀」的評論：

　　詩馀一名，以《草堂詩馀》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殘鱗剩爪，馀之于詞；浮煙漲墨，馀之于詞；詼嘲褻諢，馀之于詞；忿戾謾罵，馀之于詞，即無聊酬應(yīng)，排悶解醛，莫不馀之于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余興，宜其去風(fēng)雅曰遠(yuǎn)，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xué)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馀」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馀」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zé)。

　　此文將「待馀」解釋為詩人之馀興，幾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里。于是詩保存其鳳雅的品格，而詞成為一種庸俗文學(xué)。名之曰「詩馀」，即反映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于明詞之所以不振，由于明人對詞的認(rèn)識不高，詞體不被尊重，詞鳳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馀」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相反。

　　況周頤《蕙風(fēng)詞話》對「詩馀」作為另一種解釋：

　　詩馀之「馀」，作贏余之「馀」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jié)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jié)奏，并皆有馀于詩，故曰詩馀。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馀」字矣。

　　況氏此義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之說，但他又說詞的「情文節(jié)奏，并皆有馀于詩」，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nèi)容了。他以為詞的內(nèi)容、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羨馀，所以名曰詩馀。他以「詩之乘義」為誤解，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馀」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rèn)「詩馀」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于詩。不過其間又有區(qū)別，或以為源于二百篇之《詩》，或以為源于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于絕句歌詩。不贊成「詩馀」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于樂府，樂府可歌，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余，而不是詩之馀。亦有采取折中調(diào)和論點的，以為詞雖然起源于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于《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曰詩馀，其繼承系統(tǒng)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一個「詩」字，對于「馀」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余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是新穎的。況氏對「詩」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同，對「馀」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chuàng)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qiáng)，蔣氏把「詩馀」解釋為「詩人之馀興」，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guān)系。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馀」的資料，但從一些零言斷語中，卻可以發(fā)現(xiàn)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后錄》有一條云：

　　晏叔原監(jiān)穎昌府許田鎮(zhèn)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寸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損有余之才，補(bǔ)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

　　這里所謂「有馀之才」，本來并非專指倚聲填詞，不過贊美其才情富麗，但一百年后，王稱為程地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馀之才，豈未至之德者，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兼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guī)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馀，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馀之才」指詞，「未至之德」指「他文」，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馀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于樂府之馀，而寓以詩人之句法?！顾言~稱為「樂府之馀」，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于墮落到里巷俗曲者，由于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挂虼耍谙挛恼摱ㄐ￡痰脑~「可謂狎邪之人雅，豪士之鼓吹」。這里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樂府之馀波，是里巷俗曲，如果象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fēng)格。這樣，「詩馀」的意義，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后，有一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余，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于世?！?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

　　「右丞葉公，以經(jīng)術(shù)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為歌詞，亦妙天下?！?關(guān)注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guān)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歷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余，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兢序《竹坡長短句》)

　　「唐宋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凡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余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陸游跋《后山居上長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馀」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馀事，這一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于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tǒng)，孔仲尼說過：「行有馀力，則以學(xué)文?！箍资系慕逃康?，以培養(yǎng)人的德行為先，其次才是學(xué)文，故學(xué)文是德行的馀事。到了唐代的韓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詩，不過他說；「馀事作詩人。」作詩成為學(xué)文的馀事了。從此以后，詩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馀事么?蔣兆蘭解釋「詩馀」，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他也沒有引證宋人這一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下平。其實，我認(rèn)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jù)的，符合于宋人對詞的觀念的?！冈娾拧拐窃娙酥嗍拢蛘f余興亦可，并不是詩或樂府的馀派。

　　現(xiàn)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馀事」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xiàn)「詩馀」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后面，加上一個類目，就稱為「詩馀」，于是這個名詞出現(xiàn)了。但是，這時候，「詩馀」還不是詞的「又名」，甚至，這個時候，連「詞」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xué)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黃庭堅稱「樂府之馀」，羅泌、關(guān)注稱「歌詞」，孫兢稱「樂章」，陸游稱「樂府詞」。惟有王偁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這里才用了「詞」字，但這個「詞」字還不是文學(xué)形式的名詞，而只是「歌詞」、「曲子詞」的省文。

　　再后一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馀」部分抄出，單獨刊行，于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馀」，詞選集也就出現(xiàn)了《草堂詩馀》、《群公詩馀》等等書目。這時候，「詩馀」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表明這是某人的「詩之馀事」。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一首詞說成做一首詩馀。

　　直到明代，張蜒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馀圖譜》，從此以后，「詩馀」才成為詞的「又名」。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shù)詞家，一直把這個名詞解釋為詩體演變之馀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