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大家對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莫衷一是甚至誰也說不清楚，但似乎強調批評的文體意識肯定是正確的。于是，從80年代至今，文學批評一出現(xiàn)問題，文體意識就一定適時地被提出來。有時我們肯定一個作家、批評家時，也會將“文體家”的桂冠一并奉上，以強調某人的與眾不同或卓然不群。但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文學批評的文體確實重要，它甚至是一個批評家辨識度的“logo”。魯迅、李健吾、李長之莫不如此。他們幾乎就是現(xiàn)代文學批評有文體意識的典范，特別是李健吾的文學批評。但是，李健吾也是后來“被發(fā)現(xiàn)”的。他的“印象主義”批評在他的時代并非主流。時過境遷，當左翼批評家如成方吾的“政治批評模式的”批評、馮雪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周揚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批評”等，越來越暴露出單一、簡單、片面等局限性的時候，李健吾的批評才顯示出應有的價值和意義。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重提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顯然也有一個未被宣告的對象，也就是學院批評。我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學院派批評”是謝先生1992年提出來的。學院派在過去多指帶有教條、刻板語義的研究和做派，是一個具有貶義性的概念。謝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來這個詞并賦予了新的意義我覺得很重要。這個“學院派批評”實際上是對庸俗社會學的一種拒斥。此前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幾乎是一統(tǒng)天下。到了20世紀90年代就需要用一種很知識化的方式，即學院派批評的方式來從事專業(yè)的文學批評，以此屏蔽庸俗社會學對正常的文學批評的干擾和強侵入。學術性和學理性的強化，使庸俗社會學批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不做宣告的質疑。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一種普遍思潮的反映。當時陳思和提倡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離開廣場，重進書齋。陳平原的《學人》雜志同仁在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這些學者思考問題的表達方式不一樣，但內(nèi)在的理路是一樣的。但時至今日，這一情況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當年“學院批評”提出者的訴求已經(jīng)完全被顛倒，學院批評已經(jīng)形成了新的僵化機制，完全失去了生機。有人玩笑說，當下中國學院出身的教授、博士生的文章，幾乎就是美國東亞系的文章。在這樣的語境下，提出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是有具體針對性的。但是，我覺得只談批評的文體意識，以期糾正當下批評的真問題，可能還是沒有抓到要害。比如，很多“學院派”的文章，像《作家》發(fā)表的張英進的《魯迅……張愛玲：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流變》、《文藝爭鳴》發(fā)表的張均的《悲劇如何被“顛倒”為喜劇———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土匪史實考釋》以及眾多的有簡介的學院批評文章，這些文章言之有物，既了解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也再現(xiàn)了被歷史遮蔽的過去。假如有人想推翻這些文章的材料或論點，他會感到十分為難。這就是文章的力量。你能說學院派的文章都不好嗎？

因此，我們現(xiàn)在的困境表面看是文體的問題，而本質還是對文學是否有真知灼見以及態(tài)度的問題。關于文學批評文體的討論，我讀過耿占春在訪談中這樣一段話：

對文體與修辭的興趣，應該來自于“非常道”的背景，有些意義似乎是躲避語言的。我對寫作上的更隱秘的渴望是什么？你說得已經(jīng)非常準確，對自由形式的渴望，對經(jīng)驗與話語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我經(jīng)常注意到自己寫作中的一種通過“修辭越界”的沖動。

耿占春是當代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他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體會。這就是“對自由形式的渴望，對經(jīng)驗與話語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對自有形式的渴望，就是最本質、最深刻的“文體意識”。但是，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深厚的文化和文學積累。積累的越多，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對世界的認知就會越深刻，文體就會越自由。所謂態(tài)度，就是對文學批評對象說出誠懇的體會，就是魯迅所說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最樸素的道理實踐起來又是最難的，甚至也不是理論可以解決的，它更是文學批評實踐的問題。比如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際社會對此評價不一在預料之中。而中國批評家陳曉明認為這是諾獎評委們的一次“行為藝術”；青年批評家徐剛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沒有眾望所歸的時候”，它“頑強地提示人們，在主流文學之外，它一直在關注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對于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斷‘程式化’的文學形式與經(jīng)驗，無疑具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他們不同的看法告訴我們，不僅諾獎評選結果引起文學界的巨大分歧早在意料之中，同時也告知我們，見仁見智的文學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標準。諾獎如此，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評價同樣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同的意見就是正常的。評獎本質上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經(jīng)典化的一種形式，諾獎是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文學獎項，它的巨大影響力，使獲獎作品常常引發(fā)或帶動一種新的文學潮流，因此，諾獎具有鮮明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性。這是它引起廣泛關注的最重要的原因。爭議終將平息，而獲獎的作品未必都是偉大的作品。

但是，對于文學批評而言，它基本的評價尺度還是存在的。文學界內(nèi)外對文學批評議論紛紛甚至不滿或怨恨由來已久，說明我們的文學批評顯然存在著問題。我們在整體肯定文學批評進步發(fā)展的同時，更有必要找出文學批評的問題出在哪里。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本身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它整體的“甜蜜性”。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尖銳”的不同聲音，但這些聲音總是隱含著某種個人意氣和個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這些聲音被稱為“酷評”，短暫地吸引眼球之后便煙消云散了。因此還構不成“甜蜜批評”的制衡或對手。所謂“甜蜜批評”，就是沒有界限地對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的夸贊。在這種批評的視野里，能夠獲得諾獎的作家作品幾乎遍地開花俯拾皆是。批評家構建了文學的大好河山和壯麗景象。而事實可能遠非如此。這就是對待文學批評的態(tài)度的不端正。

我們知道，肯定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困難的。這種肯定是在比較中形成的。它需要批評家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和廣博的文學視野，有恒久注視文學的耐心和犀利的審美眼光。需要批評家對“上游”的文學知識，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對“橫向”的文學知識，比如西方文學，都要有一定的修養(yǎng)和積累。這樣，對作家作品的肯定才會可靠；當然，批評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也是困難的，它對批評家的要求與肯定一個作家作品是一樣的。這里，誠實和誠懇的態(tài)度，尤其重要。這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它和先劃地為界然后再命名的所謂“研討”或偽批評風馬牛不相及。“甜蜜批評”可以沒有要求，不要研究，只要是千篇一律的夸贊即可完成。我們在各種研討會上聽到的耳熟能詳?shù)哪切┌l(fā)言就是如此。在這種批評風氣盛行的環(huán)境里，文學批評幾乎沒有爭論，更不要說像樣的文學論爭。新世紀以來，批評界在“祥和”的氣氛里相安無事歲月靜好。

另一方面，真正文學批評的缺失，與我們當下的大學的考評機制大有關系。現(xiàn)在文學批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從事各專業(yè)的教師首先面對的，就是高校的各種評估。評估既包括個人，也包括專業(yè)。對當下包括評估在內(nèi)的學術體制的反思和批判，應該說早已展開。有反思批判愿望和能力的學者，發(fā)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據(jù)的文章，希望改變當下的學術體制以及由此滋生出來的嚴重后果。但是，這些身懷學術理想和有責任感的學人的聲音，似乎剛剛發(fā)出就被濁浪排天的世俗聲浪所湮滅，很少、甚至沒有人愿意傾聽這種聲音。這時我們才真切地感受到體制力量的強大。強調學術GDP的評估機制，促使批評家發(fā)表文章為第一要義，只要發(fā)表能夠應對考評，其他都不重要。這種心態(tài)如何能夠寫出好的批評文章。在這樣的考評環(huán)境里，我們也大致理解了當代為什么難以產(chǎn)生大批評家和有影響的文學批評理論。因此，建立良好的批評環(huán)境，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狀況，除了“文體意識”之外，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