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楊絳不幸去世，作為她的一名近親我深感痛惜。但是，她早年的愿望“我只求比他（鍾書）多活一年”，如今已超期17年余，可以認為上天對她寬容有加，容她有富裕的時間“留在人間打掃現(xiàn)場，盡應盡的責任”。令人欣慰。

回憶過去，我和岳母從初識到現(xiàn)在已經四十四年。那是1972年，她和岳父從社科院五七干?；氐奖本?。我們兩家相距不遠，但并不相識。這番從相識到聯(lián)姻的過程，冥冥之中暗示著不解的緣分。

我家住在北京東城區(qū)一個胡同里，父親是我國第一代建筑結構設計大師，1951年從上海受聘來京。1971年“文革”期間父親重病，家里還有母親、我、兒子、女兒和小侄子（4歲）。為了照看侄子，家里請了一位保姆——淑英，那年年末的一天，街道居委會來了人，狠狠地稱：“你家居然還雇保姆！這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限你們兩天辭退保姆！”次日，淑英就出去另找工作，回來說已經找到了，也是照看一個4歲男孩，地點就在相鄰胡同的社科院家屬樓，雇主P某即將去社科院五七干校。她說如每天把小侄子送去，她完全可以同時照看兩個孩子，也能解決我家的難題。平時每天接送侄子的任務由家里人輪流完成。奇怪的是在P某單元房里還遇到另一戶人，從淑英的口中得知，這個單元房原來的主人姓錢，“文革”開始后，硬性地派來了P某一家三口占據了一半單元。我們遇到的人叫錢瑗，是北師大的老師。4歲的侄子正是淘氣、可愛的年紀，居然不久就與錢瑗攀上了朋友，常見的一幕是小侄子看到錢瑗在家，就拿上一本小人書，自行推門進入她的房間，將書放在她的桌子上，然后一言不發(fā)地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候，直到錢瑗耐不住這種注視給他講上一個故事后，小侄子才興高采烈地離開。

1972年3月錢、楊二老回到北京的家，我母親也逐漸與楊絳交上了朋友，因為都是從上海來京的高知家庭，自有諸多共同語言，也不可避免地會說到彼此兒女的單身狀態(tài)。

那時我對再婚的態(tài)度是暫不考慮，因為：一、我父親“文革”期間的“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二、我膝下有一雙青春期兒女，我對繼母與子女的關系、新的婆媳關系有顧慮。由于更在乎家庭的和諧，我婉言拒絕了母親的交友建議。

錢瑗的處境也有相似之處：一、二老的頭頂上還戴著“牛鬼蛇神”的帽子；二、她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身亡的陰影尚未退去。所以她對自己母親的交友建議，第一反應是“不積極”。

我母親是個為了兒女的幸福不肯輕易“善罷甘休”的人，她“慧眼識珠”：看到錢瑗的善良和“大家閨秀風范”，既文靜，又知書達理，可謂兒媳婦的最佳人選。在我母親對楊絳的不斷勸說下，那個夏天，楊絳向我發(fā)出了正式邀請，請我去她家吃晚飯，以便“正式”會面錢瑗，并讓鍾書對我有個初次的了解。從那次見面開始，我每周五下班后會約錢瑗出來“軋軋馬路”“說說話”，雙方感覺挺合得來。

在一年多的交往中，倆人發(fā)現(xiàn)了許多共同點。我們的處世哲學極為相似，都主張為人低調不張揚，謙虛謹慎，遠紛爭而淡名利；在個人愛好方面二人都喜愛看書、做學問、聽西方古典音樂。尤其令我欽佩的是她的聰穎、善良和大度。其間還成了三個孩子的“老師”，從教知識到教做人耐心教導，循循善誘；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贏得孩子們的喜愛和尊敬，從而打消了我起初最大的顧慮。同時我也十分高興地看到她對我的欣賞和她樂意接受我這個溫情的家庭。我們在1974年5月結婚了。

此時，我發(fā)現(xiàn)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侶。能娶到她這樣的妻子是我畢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謝岳父錢鍾書和岳母楊絳對我的垂青和器重。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城，不少市民在室外搭起“抗震棚”。錢、楊二老當時正住在學部大院內7號樓西盡頭的一間臨時職工宿舍里。這間房間歷來不住人，因為南北墻上各有一道挺長的裂縫，從而一直就用作儲藏室。直至“文革”期間二老從四居室單元被“革命男女”步步驅趕不得已到此處避難。面對地震的來臨，學部的年輕人對于二老的住所不放心，先是準備讓他倆隨眾人搬入大食堂住，后又建議一起遷住日壇公園內的抗震棚。

錢瑗和我獲悉此信息后深感不安。如住進大食堂的話，其大跨度混凝土屋頂并非按地震條件設計，安全性不高。而如住進公園里的露天抗震棚，安全問題固然解決了，但是二老都已六十五六歲了，經過十年的“文革”，健康情況都惡化了，經不起室外的風寒、溫度變化及蚊蟲騷擾。因此錢瑗和我商議后建議二老搬到我家四合院平房來住。二老很痛快地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次日就由所里的汽車送到我家。

接著，錢瑗和我為二老作了細致的安排，一方面請他們住在室內，避免風寒與蚊蟲的騷擾，另一方面為確保他們的安全，錢瑗機智地充分利用家里現(xiàn)有的鋼管雙層床的特點與優(yōu)勢，讓老人睡下鋪，而上鋪的鋼絲床墊上先鋪上一層棕毛墊子，再壓上一塊木頭床板，這就形成了一個絕佳的避震所。床的位置則放在遠離磚墻的窗邊。我們分析：無論是磚墻或者屋頂坍塌，二老的避震所都會十分保險。就這樣二老在我家度過了大地震后的兇險日子。

同一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隨著撥亂反正，我國知識分子告別了“臭老九”的稱號，恢復了社會地位與尊嚴。

1978年和1990年錢瑗兩度被北師大派往英國進修，回國后除了擔任外語系的教授、研究生導師外，還被國家教委聘為高校外語專業(yè)教材的編審委員，還負責審查外校研究生論文。她幾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為了抓緊時間備課，她多次逃避了年度體檢。我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長時間未愈時沒有懷疑其嚴重性，直到1995年春被確診為肺癌。她的病情急轉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時還不到60歲。我為失去了心愛的人感到非常痛心，深為自責沒有保護好她的身體。她雖遺愿不留骨灰，但因心愛老師的學生不舍，悄悄地將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師大圖書館附近的一棵松樹下，化為她鐘愛事業(yè)的養(yǎng)分。

錢、楊二老在“文革”期間身體飽受摧殘，岳父身體一直不太好。1994年7月，84歲高齡的錢老因高燒住院，被確診為膀胱癌。經多方治療未能好轉，岳母每日為他親自煮制適合鼻飼的食品泥，但也未能挽回這位文學天才的生命。1997年，可謂父女連心，岳父在病床上感覺到了此生將不能再見到女兒時，心情壞到了極點，從此再不說一句話，直至1998年末郁郁而終，堪稱人間悲劇。

岳母在兩年之中接連送走兩位親人，欲哭無淚。但意志堅強的她強忍悲痛，開始了“打掃現(xiàn)場”的行動。她給自己制訂了極為嚴格緊迫的工作計劃，讓自己無暇于哀傷，她將全部精力投入艱辛的翻譯和著述中，碩果累累，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完成懷念錢瑗和岳父的著作《我們仨》，完成整理出版岳父的大量中外筆記與心得這個巨大工程，以及完成“討論哲學，探索人生價值（生）與靈魂的去向（死）”的奇書《走到人生邊上》。她“打掃現(xiàn)場”的任務完成了。

2015年和2016年岳母多次因病住院，再三吩咐我們“三個不”：“不搶救、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5月25日凌晨她安詳地走了，走完了她燦爛的一生，終于可以與丈夫和愛女在天堂團聚，永不分離，給“我們仨”畫上完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