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迷城》展開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卻很有必要就“政治小說”這一小說類型的意義和價值略作探討。或許與“十七年文學”以及“文革”期間曾經(jīng)形成過畸形政治對于文學內(nèi)在品質(zhì)的嚴重戕害有關，在“文革”結束進入“新時期”以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文學界曾經(jīng)一度盛行排斥與社會政治發(fā)生關系的所謂“純文學”觀念。依照這種邏輯，似乎小說寫作越遠離社會政治，就越具有所謂的文學性。但其實，只要廣泛聯(lián)系古今中外的文學現(xiàn)實，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純文學”觀念的偏頗性所在。問題的關鍵，顯然在于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理解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對于這一點，早在2011年，借助于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契機，筆者就曾經(jīng)做出過相應的深入探討：“與所謂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相比較，對于我們的作家而言，恐怕更多地還是應該在政治社會性題材的意義上來理解看待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政治看作是社會上客觀存在著的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產(chǎn)生著重要影響的一種社會事物。在某種意義上，既然說我們既可以有表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的鄉(xiāng)村題材小說，也可以有透視市民生活的城市題材小說，還可以有審視戰(zhàn)爭生活的戰(zhàn)爭題材小說，那么，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種專門以社會政治現(xiàn)象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政治小說呢？我想，在有了略薩等一大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政治介入性很強的文學創(chuàng)作強有力的示范作用之下，這樣的問題，其實已經(jīng)不成其為問題了。對于1980年代的那種‘去政治化’的純文學觀念依然存在著很大影響力的中國文學界而言，確實已經(jīng)到了應該重新理解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在此基礎之上重建文學與政治之間密切關系的時候了。在某種意義上，一個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的作家所面臨的難題，并不是應該不應該表現(xiàn)政治的問題，而是到底是否具備理解并包容表現(xiàn)社會政治的思想藝術能力的問題。這樣看來，一個迫在眉睫的緊迫任務，就是怎么樣很快地改變中國作家對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迅速地設法提高中國作家包容表現(xiàn)社會政治現(xiàn)象的藝術能力。”事實上，絕不僅僅只是巴爾加斯·略薩一位，世界上的一流作家們，其實都在用自己手中的筆關注書寫著現(xiàn)實政治。依照這樣的一種世界文學狀況來衡量要求中國作家，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就是，我們的優(yōu)秀“政治小說”家不是多了，而是極少。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諸如馬笑泉這樣不僅能夠積極傾心于“政治小說”的寫作，而且還能夠在思想藝術有所創(chuàng)造的作家，我們自然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與褒揚。

這部長篇小說之所以被作家命名為“迷城”，首先當然是因為主體故事發(fā)生在湖南迷城縣的緣故。但如果擺脫具象事物的纏繞，聯(lián)系小說的主體故事情節(jié)，聯(lián)系迷城縣那樣一種簡直如同霧中謎團一般的社會政治格局，從一種文學象征的意義上來加以理解，那么，此處之“迷”，當是社會政治之“迷”乃至于人生之“迷”的意思。在一部旨在透視表現(xiàn)官場生活的政治小說中，作家的思想觸須能夠更進一步地抵達普泛的人生層面，充分說明作品本身已經(jīng)溢出了“政治小說”這一類型的框限，具備了某種超越性藝術品格。以我愚見，馬笑泉的藝術睿智，首先體現(xiàn)在他選擇了迷城縣作為自己的具體書寫對象。此處的關鍵在于，在中國的層級化社會政治體制中，縣一級的政體設置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縣域雖小，但縣域政治，卻完全可以成為作家深入觀察表現(xiàn)中國社會政治一個極其理想的窗口。馬笑泉選擇迷城縣作為自己的書寫對象這一藝術行為，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在于他極好地選擇了一個觀察把握中國政治生態(tài)的切入點。

但是，我們對于《迷城》這部長篇小說的討論，卻需要從馬笑泉對于藝術結構的精心打造說起。整部長篇小說，主要圍繞兩條不同的結構線索循序展開。小說開始的第一章，就是身為迷城縣委常委的常務副縣長魯樂山的意外身亡。地位如此顯赫的一位縣委領導，突然間便意外身亡，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馬笑泉首先給讀者制造出了一個強烈的懸念。從這一章開始，小說的單數(shù)章便沿著這一條線索向前延展，其中，既包括魯樂山的后事處理，也包括作為繼任者的杜華章對其未竟事業(yè)的持續(xù)推進，一直到第十九章，圍繞著華夏煤礦與橫行煤礦之間的開采爭執(zhí)，杜華章與對立面展開了簡直就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與此同時，從第二章開始，作家的筆觸就從魯樂山之死這一突發(fā)事件蕩開去，轉(zhuǎn)而回溯迷城縣委領導班子調(diào)整，杜華章由市政研室副主任空降迷城，出任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時的故事。到第二十章，杜華章主導的“云霧山首屆禪宗學術研討會暨云霧山祈禱世界和平法會”終于在立秋前三天召開。這一章，馬笑泉明寫學術研討會，暗寫華夏煤礦與橫行煤礦之間的尖銳矛盾沖突。各大常委全部蒞臨學術研討會，唯獨常務副縣長魯樂山缺席。這一章的相關描寫，在客觀呈現(xiàn)縣委領導圍繞煤礦利益所形成的尖銳沖突的同時，實際上也為魯樂山的意外身亡埋下了可謂草蛇灰線式的伏筆。到第二十一章，此前一直處于分流狀態(tài)的兩條結構線索最終合二為一。一方面描寫杜華章以毫不妥協(xié)的方式堅決處理由橫行煤礦事件而進一步牽扯出的迷城干部連鎖腐敗案，另一方面，卻也不無無奈地向讀者交代魯樂山意外身亡一案的最終調(diào)查無果。

與此同時，這一章卻也有著另外的一種一石二鳥的雙重藝術效應。一方面，這一章可以被視為兩大結構線索的紐結點。這一點，我們須得依照時間順序做必要的情節(jié)還原。2007年杜華章空降迷城，整部小說的敘事帷幕開啟，雙數(shù)章的故事延續(xù)到第二十章的時候，魯樂山與對立面之間的矛盾沖突，事實上已經(jīng)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依循這樣的一種故事邏輯，緊接著，順理成章地，就必然是魯樂山的意外身亡。接下來，自然也就是單數(shù)章里所敘述的那一系列魯樂山意外身亡之后的故事了。這個系列故事的最終結果，一方面是魯樂山的意外身亡，另一方面卻也是關于魯樂山死因調(diào)查的無功而返。倘若依照時間順序，作家完全可以在講完雙數(shù)章的故事之后，再接著從容不迫地講述單數(shù)章的故事。但馬笑泉的匠心獨運之處卻在于，以魯樂山的意外身亡為界，將總體故事人為切割為兩段，然后才分別生成了我們前邊已經(jīng)具體分析過的單數(shù)章與雙數(shù)章敘事。具體來說，這一切割的紐結點，就是第二十一章。另一方面，正是在這一章，四年前重組完成的迷城縣委領導班子，再一次洗牌重組?？h委書記雷凱歌被調(diào)離迷城，縣長康忠繼任縣委書記，而杜華章，則雖然曾經(jīng)遭到康忠的堅決反對，多少有點出人意外地升任縣長。伴隨著縣委領導班子的新一輪洗牌，馬笑泉的小說敘事也以一種開放性的方式宣告終結。就這樣，小說一頭一尾的前后兩次縣委領導班子的洗牌調(diào)整，實際上也就使得《迷城》這部長篇“政治小說”具有了某種前后照應的鎖閉式“循環(huán)”或者“輪回”意味。所謂的“循環(huán)”或者“輪回”，其實意味著小說主人公之一的杜華章新一輪政治人生的開啟。

與藝術結構的精妙設定相比較，馬笑泉《迷城》思想藝術上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就是文化品格。這一點，首先突出地表現(xiàn)在文本的敘事話語之中。比如，小說將近結尾處杜華章與梁秋夫一席談話中對于《易經(jīng)》思想理念的巧妙嵌入。這里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梁秋夫老人是一位對堪稱中華思想文化源頭的《易經(jīng)》有著熟稔把握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先是梁秋夫從《易經(jīng)》出發(fā)對于雷凱歌的一種認識和把握：“每個人都處在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位，就要采取不同的態(tài)度和做法。做過頭就會招來禍患，該做的沒做也會留下遺憾。你們一把手，我也見過幾次，是霸才之相，又處在大有卦位上，本可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但他是多欲之人，私心重，過多地從自己的仕途來考慮問題，可能年紀漸大，也滋生了暮氣。沒能去想可以趁機徹底除去這塊瘡癰。他是怕自己會痛啊。”只要參照一下雷凱歌在迷城縣委書記任上的所作所為及其最后的結果，就會發(fā)現(xiàn)梁秋夫的所言不虛。倘若他能夠私心更少一點地雷厲風行，那么，恐怕就不會有自己被調(diào)整之后康忠的上位。但相比較來說，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點，卻還是他對于杜華章的諄諄告誡：“我看，你是處在豫卦的六二爻位上。‘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上下都有石頭，把你夾住了。但你只要保持中正之態(tài)，很快就會變得貞吉。”唯其不偏不倚，唯其中中正正，才能夠保持兩塊石頭之間的微妙平衡。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在梁秋夫這里獲取了足夠的人生啟迪，忽然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問題，正是對于雷凱歌的過于依附。正因為頓悟到了這一點，開始日益剛正起來的杜華章，方才最終贏得了上位縣長的難得機會。

事實上，也正因為馬笑泉是一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矢志不移的篤信者，所以，他在虛構設定魯樂山與杜華章這兩位文本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的時候，才會分別賦予他們?nèi)寮椅幕c道家文化的鮮明文化立場。從根本上說，《迷城》中這兩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正建立在他們各自鮮明的文化價值取向上。首先，自然是那位報國未捷身先死的魯樂山。魯樂山，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價值的堅決信奉者，這一點，單只是在人物的命名上，就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先秦時期的魯國人，故魯樂山以“魯”為姓。“樂山”二字，很顯然與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說法有關。儒家尚“仁”，誠所謂“仁者愛人”者是也。唯其因為魯樂山一生崇尚儒學，所以，在他不幸棄世之后，由生前摯友杜華章親筆撰寫的悼文中才會對他做出這樣的一種評價：“魯樂山同志素來服從組織安排，同時深具以天下蒼生為念的儒家情懷。教書育人，他全情投入，絕無二念。能夠有一個更大的舞臺施展他的才華，他也勇于迎接新的挑戰(zhàn)。就這樣，教育界少了一位名師，政壇迎來了一位干才。”

實際的情況也的確如此，魯樂山不僅在思想上崇尚儒學，而且更是把它落實到了現(xiàn)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從政后的日常工作中。比如，同為書法藝術的酷愛者，魯樂山的藝術趣味卻與杜華章明顯不同：“魯樂山一談書法就必然是顏真卿。”他說：“我還是喜歡他的楷書，一筆一畫都毫不懈怠，沒有敗筆。”顏真卿“沒有敗筆”的楷書書法，也正是魯樂山“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剛正不阿人生的一種真切寫照。依照常理推斷，魯樂山的意外身亡，絕非自殺，肯定是他在煤礦的治理整頓過程中，嚴重地影響損害了政治對立面的巨大經(jīng)濟利益，以至于政治對立面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就是這樣一位恪守傳統(tǒng)儒家文化立場的領導干部，因為意外死亡后家屬與政府圍繞后事的處置發(fā)生了尖銳激烈的矛盾沖突，竟然被潑臟水，被污在他的臨時居所里發(fā)現(xiàn)了數(shù)額多達二十多萬的紅包。如此一種赤裸裸的誣陷，讓杜華章倍覺怒火萬丈，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然而，當事人魯樂山已然是人死不能復生，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站出來為自己辯誣，只能任由一幫政壇隨意編造構陷了。某種意義上說，魯樂山多少帶有一點詭異色彩的命運遭際，恰好印證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那句成語。一方面，他在政壇所取得的那些驕人成績，與儒家文化的滋養(yǎng)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他最后不清不白地死于非命，實際上也與他不知變通，過于刻板地堅執(zhí)儒家文化的規(guī)范有關。

與魯樂山這一人物形象異曲同工，在小說中占有更重要位置的，是身兼視角性功能的杜華章。雖然不像魯樂山的命名那樣明顯，但杜華章的命名中，卻也一樣有著道家文化色彩的體現(xiàn)。一方面，杜華章本人就是一位擅長于舞文弄墨的文人，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另一方面，在先秦諸子中，最善于撰寫文章，其文章以文采風流著稱者，當為莊子。他流傳后世的諸多文字，在文學史上習慣于被稱為“華章”。杜華章的酷愛書法與他對道家文化的特別推崇，從他在迷城縣一出場就已經(jīng)得到了強有力的暗示表現(xiàn)。到迷城上任時，除了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外，杜華章隨身攜帶的：“還有一套茶具、一筒西湖龍井。一餅熟普，岳麓書社出的《老子·莊子·列子》《史記》和《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的《宋詞三百首》，浙江人民美術印的《王羲之行書卷》，大號紅木筆掛、青玉筆架、五支毛筆、四方印章、一個長方形銅墨盒、一對白玉鎮(zhèn)紙、一張羊毛書畫氈、一個冰裂紋筆洗、一盒朱砂印泥、一瓶沒開啟過的大號‘一得閣’墨汁，兩條硬殼藍‘芙蓉王’、一個寶石藍圓形玻璃煙灰缸。”馬笑泉之所以要不惜筆墨地一一展示杜華章所攜帶的物品，正是要借此來凸顯杜華章這一核心人物形象的若干精神特點。

唯其因為杜華章是道家文化的服膺者，所以，在迷城縣甫一上任，他就開始打破常規(guī)：素來在黨校上課講傳統(tǒng)文化的以闡述儒家文化居多，杜華章卻就道家文化做了一番發(fā)揮。不僅如此，他還把道家文化的點點滴滴充分滲透到日常事務的處理中。尤其是當他意識到縣委書記雷凱歌是一位霸才的時候：“在霸才手下做事，必須以柔道自處，方可全身。好在我于道家陰柔之術頗有心得，正可充分施展。”這一點，尤其在與魯樂山有意無意間形成比較時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所以，同樣面對著政治上的對立面，他才不會像魯樂山那樣只知猛打猛沖，而不知道自我保護。一方面，在原則性問題上毫不妥協(xié)，另一方面，懂得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自我保護的前提下接近目標，正是杜華章能夠取得相應政績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后杜華章與高文攻他們之間圍繞煤礦問題發(fā)生激烈交鋒的結果，就形象不過地印證了杜華章自己的這一番設計。工作之外，魯樂山之所以堅決奉行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原則，而杜華章卻多少有一點風流自詡，也有精神與情感上的知音梁靜云，實際上也與儒道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存在著直接關系。

事實上，也正因為杜華章是道家文化的服膺者，所以才會每每以歷史上知名的道家人物自況。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jié)就是，有一次，魯樂山夸贊杜華章說：“不是你水平低，是杜部長水平高。依我看，他就是我們迷城的張良、陳平。”杜華章的心里之所以感到特別受用，關鍵原因當然在于魯樂山一語道破了他崇尚道家人物的內(nèi)心秘密。但究其實，面對殘酷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僅僅依靠所謂的道家智慧也還是不夠的。正因為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作家馬笑泉才會特別安排梁秋夫出場，以人生導師的身份對陷于政治迷局中的杜華章予以適度的棒喝式提醒。在第十三章的一場對話中，當杜華章強調(diào)道家文化的優(yōu)越性，強調(diào)“陰柔也是一種策略，如果用在正道上，也能夠造福于民”的時候，梁秋夫說：“陰柔本身并沒有錯，關鍵是要用陽剛來調(diào)和。如果一味陰柔，就難以有積極的作為，甚至會從陰柔蛻變成專尚陰謀?！兜赖陆?jīng)》過于看重明哲保身，所以總是從保守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到最后，杜華章之所以沒有重蹈魯樂山的覆轍，根本原因顯然在此。

馬笑泉的《迷城》，毫無疑問是一部具有十足批判性色彩的長篇政治小說。這一點，集中不過地體現(xiàn)在作家對于官場陰暗面尖銳犀利的揭示描寫上。能夠?qū)⒁徊烤哂蟹锤馕兜纳鐣涡≌f寫到這種程度，相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