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fā)展，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開始活躍文壇，他們勇于探索，緊貼時代，于歷史風云中脫穎而出，引領著中國文學的潮流，開辟出中國文學的百家爭鳴的盛大歷史局面。在百年的文學發(fā)展變革中，散文有了最大的變化，從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現代意識的流行，思想的解放，讓散文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得現代散文得以薪火相傳。新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歷經風格流派、品種式樣的嬗變后，為了擺脫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的制約，開始高揚個性意識、文體品位、文體意識，回歸傳統。在改革開放時代潮流的契合下，迎來了真正的轉機，散文創(chuàng)作開始形成熱潮。

孟德拉斯說過“對于我們整個文明來說，農民仍然是人的原型”。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鄉(xiāng)土文化情結的烏托邦傳統與文藝價值的審美和當代的語言論流行，無不指向宏大的鄉(xiāng)土敘事與時代意識。而湘楚大地一直是最擅長耕作的土地，這片廣袤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沈從文、丁玲、張?zhí)煲怼⒅芰⒉?、康濯等一大批成績斐然的文學大師與文學精英。從2015年湖南散文年選《鄉(xiāng)土呢喃》到2016年年選《炊煙生長》，這兩者與自然的巧妙契合令人想到當代的鄉(xiāng)土抒寫以及揮之不去的永遠的鄉(xiāng)愁。在如今開放、多元、創(chuàng)新的時代，作為湖湘文化特色的文化元素與鄉(xiāng)土韻味，《炊煙生長》無疑是湖南散文發(fā)展與傳承文化傳統的又一精神盛宴。正如梁瑞郴老師寫在前面的序言，“于是我們也像農夫一樣，又依例各自從自家菜系中挑出一款，以組成琳瑯滿目的‘百家盛宴’。雖不是宮廷御宴，但那些食材，摻和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攪拌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便自然會有大地的芬芳和生命的律動。”

在新時期的文化詩學（即語言，文化，審美）的三維度構建上，湖南散文作家在湖湘文化特色的經驗寫作上也初步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可喜局面。2016年的湖南散文年選《炊煙生長》收集了90篇優(yōu)秀作品，達30萬字，個性魅力千姿百態(tài)，文化視角多維而立體，大面積地輻射湖湘大地，集中體現了湖湘文化的交融碰撞與百家盛宴的精神大餐，其場景恢宏，氣象萬千，思想火花如炊煙裊裊，大地和弦。

 

語言之上的詩性光芒  

于湖湘文化的品牌力量上，湖南散文作家在文化自信與語言自覺上與中國當代散文的發(fā)展保持著敏銳的嗅覺與探索。在城鄉(xiāng)二元化對立日趨明顯的城市化建設中，中國社會狀況同時也發(fā)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社會正式步入市場經濟，國民經濟也與日俱增。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也開始進入了一種自覺適應經濟發(fā)展的社會模式。這個時候的散文創(chuàng)作也面臨著社會經濟的挑戰(zhàn)，在日漸萎縮的鄉(xiāng)村，漸行漸遠的鄉(xiāng)愁，原生態(tài)的環(huán)境破壞與意識崩塌，都讓散文創(chuàng)作尤其是鄉(xiāng)土散文進入到一種停滯與觀望迷惘的狀態(tài)。在以鄉(xiāng)土為載體的宏大敘事日漸消瘦，城市化建設在農村的盤踞與擴張，土地的流失和荒蕪，村莊的凋敝與破敗等等，這些自然現實，環(huán)境現實，社會現實，表明我們的鄉(xiāng)土散文創(chuàng)作亟需輸入新鮮的血液，發(fā)掘深層次的文化金礦，以勇于開拓與創(chuàng)新的精神，更新鄉(xiāng)土文化元素的多元化景觀，保持和助其葳蕤之勢。在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中，湖南散文作家作為本土經驗對地域性文化的探索與堅守，對新鄉(xiāng)土散文的再生與創(chuàng)新做出了積極的喜人姿態(tài)。

汪曾祺先生說，“語言具有文化性。作者的語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yǎng)。”“探索一個作者的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tài)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并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里”?？梢娬Z言在創(chuàng)作中的巨大魅力。散文之于寫作的核心一個是思想，一個就是語言。散文的功夫也就在于語言的功夫，語言能讓人看到作者更高的思想境界與藝術之美。語言中流淌的情愫與發(fā)由心生的思想內涵，本身就有著不可估量的思辨力量與詩性光芒，在其思想內涵和外部張力不管是抒情散文還是鄉(xiāng)土散文，或者議論敘事，或者游記心得，都無不跟語言息息相關。拿捏得當的語言，爐火純青的語言，心靈合一的語言，在作者的構想中自由行走，情景交融，隨心抵達。在《炊煙生長》中，王涘海的《石頭的心》，這個題目本身就很新穎，帶著一種思辨力量，從本體意識上給人思考和亟待了解的渴望。“在長嶼，在方山，在石塘，我身陷硐天石海，像遭遇久別的老友，我們深情相擁，忘卻自我，我沉醉在溫嶺的石頭心里。我仿佛觸摸到了溫嶺石頭的脈搏和心跳……”樸實真摯的情感，醇厚綿香，透過肌膚的紋理深入內心，感知到作者對溫嶺的情感發(fā)酵與睿智的溫度。文中充滿了理性與智性的詩意糅合，情理交融，步步蓮花。一篇游記能寫到如此，也真是因了語言的淬火，沉淀的文化底蘊和境界的升華。沈念的《消逝之上》也可看到語言上的爐火純青，以及延展而出的自然情愫與對大自然的神秘和向往的詩性光芒，“千島湖水波蕩漾，細波之間，碰撞出銀白的月光，在青黛的暮色下躍動出一幅漣漣剪影，更像清朗夜空里眨動的繁星，倒映出粼粼波光，仿佛觸手可及。而伸手試水，又涼意刻骨。我不知道，這些‘星輝’是否能照亮水之下的時光。誰，又能像風、像島上的樹木一樣，與這湖水秘密交流一生。”這些細膩而柔和的情景交融，通過綿密的安詳、語言的詩意盎然、美妙的意境，使得我們在塵囂上的世俗之心變得安靜，祥和，通透，澄明。那種隱約的心靈之殤在湖水的倒映中清亮而迷人，讓人緬懷美好，追憶時光。鄧宏順的《南山大草原》寫出了一方山水的風情畫卷，以及對南山草原發(fā)自肺腑的愛戀。作者運用流水般清澈的語言對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鐫刻于心，可謂深情款款，盡灑南山——離開南山大草原，久久不能忘懷的是那塊靜靜的草原石，是那座摩天的紫陽亭，是那藍天白云和大樹，是那綠茵的草地、綿延的峰巒、亮麗的房屋以及清涼的溪水；尤其不能忘懷的是放牧在各個山坡上悠閑的牛群和它們與人相處時的那種幸福而親切的目光……再看周偉的《進得祠堂》，“我一直篤信：祠堂，是大地上鮮活的遺存，是正宗的中國‘國粹’，是一方方最獨特的‘中國印’。在那里，我們黃皮膚的中國人，都能尋找我們的根，都能看到自己的‘胎記’。無疑，祠堂是存放我們鄉(xiāng)愁的陳列館，是安放我們靈魂的棲息地……”不僅體現出語言之美與思想的高度，在文化尋根的意識上更是一種超大的自我挑戰(zhàn)。把國人對宗祠文化的敬畏對儒家思想的傳承，巧妙而自然而然地貫徹始末，與國人精神血肉相連，充分體現出東方文化永久的神秘魅力與民族精神的高度統一，區(qū)別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別與精神永存。同時，兼具對時代鄉(xiāng)愁的精神皈依與發(fā)問，立意精巧，語言雋永，引人深思。而謝宗玉的《文明是心靈的毒藥？》以獨特的發(fā)問方式呈現語言上的綜合與思辨之力，“交通的便利，大有把地球變成村莊的姿態(tài)，但文明的無比繁雜，卻將個體的心靈鎖在了一個個無形的封閉空間。生活在你周圍的人，由于工種、閱歷、愛好、習俗和社會心理等眾多不同，將很難與你溝通，也沒有熱情和興趣與你溝通。每個人成了每個人的困局，每個人成了每個人的囚籠。”錘煉精當的語言，開放的敘事議事，再用合理的想象和推理給讀者呈現出宏大的場景再現。這種陣容強大、獨出心裁的影評給人耳目一新的視覺沖擊，對大眾文化的藝術性構建并入了新的維度和審美，開闊了視野，活躍了思維，讓人腦洞大開，一睹為快。遠人的《微笑的惡作劇》中對米羅繪畫時的微笑作出了笑的各種闡述。他運用嫻熟的語言詩意地抵達靈魂之地，米羅的笑是那樣地可愛，甚至連他的惡作劇都可愛了。這真是一種愛屋及烏式的美麗，在作者的筆下這是一個如此安寧與祥和的世界，溫馨，明亮，美好。還有丘脊梁的《老街道》“老街也許依舊，人事卻已全非，想來真叫人愁從中來。如若有緣，我真想約請諸位先生坐到岳陽樓下，煮一壺清茶，來細細品味人生淡淡的幽香，淡淡的憂傷……”他用簡約干凈的語言，道出了讀書人“老街依舊，物是人非”的悲鳴，以及對現今物欲橫流的社會現狀，讀書人愈見寡少的現實嘆息，對安靜的一隅日漸物化和落寞的無奈，對經典的無家可歸扼腕痛惜，無聲之中化為淡淡的心靈憂傷。

由此可見，散文中的語言不僅僅包括思想，同時也是一種大眾文化下的藝術重建，具有強大的穿透力，渲染力，感染力。也就是說，“一個人說，另一個人聽懂了”。當然，之于語言上遞進的更深層次的挖掘與藝術探索更是博大精深，于寫作者來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語言所能體現的高度和境界非常人所能，能夠駕馭語言如化境的自然是少數，也就是說什么樣的人說什么樣的話，什么樣的境界抵達什么樣的高度，什么樣的思想突破什么樣的藩籬，什么樣的心靈承載什么樣的靈魂。而本土經驗和傳統文化在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中常常會遭遇零度思維的尷尬，在如今大眾傳媒高度發(fā)展的時代，現代意識的流行，以及全球化網絡的發(fā)展，都讓“本土”和“傳統”陷入“失語”狀態(tài)。這就對語言上的描摹無聲之中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僅僅局限于一個人說，另一個人聽懂了，而是像托爾斯泰認為的那樣，“藝術是由這樣的一種人類活動所構成的，即一個人通過某種外在的符號，有意識地把自己體驗過的感受傳達給別人，而別人為這些感受所感染，也體驗到他們”。這里的他們是指更多的人群，不只是一個代表，而是一群，全體，甚至全國、全世界?？梢娡袪査固┳非蟮乃囆g境界是思想的大面積覆蓋，要求千千萬萬的群眾能夠理解和受到感染。這種受感染的程度就是對零度敘事的一種挑戰(zhàn)。

當然，散文之于藝術的追求不只是一個藝術追求的層面，不只是大眾文化，傳媒文化的熱鬧，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追求的歷史語境還要求思想與靈魂，旋律與美感的高度統一，以及流淌在語言中的詩性光芒。因此，不管是少數人能懂，還是多數人都懂，作品的高度就是經典，能穿越時空，預見未來。它不會因時光的流逝遮住光芒，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消亡，它會始終在歷史里安靜，并且持久彌新，歷久彌香。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經典就如水流的力量，海納百川，生生不息。在千萬條河流中，湖南散文創(chuàng)作作為湖湘文化特色的地域性文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生態(tài)自然主義的成熟過渡與流行，都在助推文化詩學的發(fā)展和進步，湖湘文學已經不再受限于本土經驗的寫作和保持傳統，而是積極地投入到文化創(chuàng)新，不再囿于傳統游記心得的傳統模式，思想和文化的沉淀正在潛移默化。他們妙筆生花，解析自然，再現自然萬物的真，抒發(fā)內心深處的情，吐納天地之精華，盡顯精神與藝術之美，呈現出成熟的生態(tài)自然主義的文化特征和“脫域”表達。可見，湖南作家之于湖湘特色的文化經驗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形成一支強勁的生力軍。

 

衍生文化精靈的詩性力量

至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從鄉(xiāng)土發(fā)掘到都市文明，涌現出一批如余秋雨、李元洛、張承志、賈平凹等當代著名作家，完成了從傳統散文到現代散文的歷史性轉變，掀起第二次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潮。

而文學始終在特定的軌道上發(fā)展，無論是新古典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更新性發(fā)展，最后都回歸傳統，新舊主義也好，先鋒實驗也罷，在大環(huán)境的條件下，都不可避免地選擇了傳統文化。這種中國式的詩意表達與文化資源形成了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認同，延續(xù)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性力量。長久以來，中國文人都追求文化治國的高度，傳承“上善若水，厚德載物”的思想美德。中華文化充分體現出道德與禮法的自信，道法自然的自信，人性、人文、人道、人心的自信。千百年來天地萬物，斗轉星移，浩瀚宇宙孕育出眾多的大地精靈，彰顯出國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以及華夏文明的詩性力量。

于中國式抒情傳統的美學來講，經典作家的作品意識作為民族文化母體的基因應該承認其不可動搖的詩性力量。正如陳眾議先生所說，“在資本和文化消費主義強勁推動的時候，在‘全球化’時代‘去民族意識’‘去意識形態(tài)’甚囂塵上的時候，一定要堅守自己的文化立場。”“輕易瓦解作為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價值認同和審美認同重要根基的文學經典，那不是犯傻或別有用心又是什么？”這是個振聾發(fā)聵的發(fā)問，意味深長的發(fā)問，值得引起國人高度的警覺與堅守自己的文化陣地。

那么，作為湖湘文化經驗的價值認同，湖南作家又是如何呈現自己的文化自信與地域特色呢？這里仍然要提及到周偉的《進得祠堂》，這也是國人對于尋根文學的文化自信，可上溯歷史，下為傳承，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文明與歷史記憶，誠如作者所說，“是一方方最獨特的‘中國印’，是存放我們鄉(xiāng)愁的陳列館，是安放我們靈魂的棲息地。”作為秉承地域性傳統文化的特色美文在《炊煙生長》中呈立體式的多面性放射，如劉曉平的《蠱女》，“蠱，在湘西自治州、懷化、張家界一帶的苗族同胞中被稱為‘情毒’，即因愛生恨成毒，‘蠱女’也是這一帶對‘因愛生恨成毒’的女人的一種特有的稱呼。此種現象，千百年，撲朔迷離，成為湘西的一種地域文化之謎。”劉曉平對湘西地域性文化的神秘特色在文本中恣意呈現，探索這一神秘密碼的鑰匙在他的手上自由地旋轉和開啟，給人們揭開一個個謎底，留下一幅幅風情并茂的鄉(xiāng)情畫卷。劉克邦的《書店里的合影》則以真摯樸實的感情呈現出散文的真實力量，“忙乎了半天，照了上十張合影，自己的手機卻放在口袋里，忘了拿出來，也沒有留下一張兩張做個紀念；在與姑娘們拍照中，冠冕堂皇，一本正經，怕丟面子，怕失身份，硬充漢子，假裝君子，沒有向她們要個電話號碼什么的，以便以后有個聯系。真是弱智??！后悔啊！”作者沒有拿捏做作，裝腔作勢，惺惺作態(tài)，而是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心理活動，毫不避諱，去偽求真，敢于自嘲和自我剖析。語言平實，思想淳樸，不藏拙弄巧，以真情示人，以敦厚感人。正所謂大道至簡，大美至真。晏建懷的《禁野史與奏祥瑞》用歷史語境和素材敘述了南宋歷史上的典故，筆鋒犀利，針砭時弊，道出當時“禁野史”與阿諛逢迎的“奏祥瑞”的荒誕離奇現象。典故寓意深刻，指出當時時局政亂不安、奸臣當道，陷害忠良的社會亂象，給后人以警醒和思考。安敏的《百鳥朝鳳》道出了傳統文化與民間藝術的精湛流傳，“一曲《百鳥朝鳳》，一陣鄉(xiāng)間山野粗樸的嗩吶聲，一場藝術的盛宴，復活了久違的鳥聲。但愿真實的鳥鳴歸來，親切地圍繞著你和我；亦能讓白居易‘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的和美，相伴著我和你。”安敏用民間文化的藝術震撼力碰撞心靈，對現今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嚴重破壞痛心疾首，呼吁人類共同關注社會環(huán)境，關注動物生靈的悲憫之心，從而引發(fā)人類就是鳥王，保護環(huán)境，就是人類享受百鳥朝鳳的怡然自樂和生態(tài)文明。何漂的《屈原》對古圣先賢的頂禮膜拜和景仰，對中國傳統文脈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滿懷崇敬之心，大膽解析屈原式的憂郁與追尋，敢于自省，勇于擔當社會使命。通過歷史明鏡，追憶今古，與時俱進，不忘家國憂患意識。

作為湖湘特色的文化散文，在《炊煙生長》中以女性視角集中呈現出一批優(yōu)秀的精品力作，可謂巾幗不讓須眉，才情斐然，精彩紛呈。從方雪梅的《看戲》中可以領略到民間文化遺留的精彩薈萃，各種地方戲的流傳給中國傳統文化增色添彩，藝術魅力源遠流長，令人過目難忘，印象深刻。奉榮梅的《蟠虺與貓》通過一只花貓突然出現在寺廟，逮住一只雛鳥的事件，引發(fā)人與神獸之間的靈魂互通的玄妙。對蟠虺、寺廟、貓、鳥、人的極致描摹與隱喻，給人思考。曹志輝的《洣水漂流》用雋永清秀的文筆抒寫了一方山水，用遠離塵囂上的紛繁安靜若素，用如蓮的心態(tài)去感受大自然的饋贈，在人間仙境里尋覓自由理想和人生的詩情畫意。鄧朝暉的《零陽》折射出民間傳承的地域性文化的印記，以及對零陽的那種近鄉(xiāng)情怯式的復雜情愫。一些地方的風俗傳承千百年不變，可經過紛繁的世事變遷，許多地方的原生態(tài)景觀已經被歲月侵蝕，或物是人非，或人是物非，一切的事物變遷在時光的輪回中默默地向后退去，人老去，事物老去，而那些得以留存和流傳的繁文縟節(jié)、鄉(xiāng)情習俗不知道還能傳下去多久。“可它還能傳多久呢？”作者的發(fā)問給人憂思，與人憂傷。申瑞瑾的《點上一壺月光白》，從對傳統節(jié)日的祭月到賞月，從古人的詩詞回到現實的生活之中，生活與文化的沉淀，以及睹物思人的憂傷情懷，在點上一壺月光白的品茗中詩意回味，懷想從前，記住美好。彭曉玲的《逝如夏風》通過瀏陽境內孔子圣像的倒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被忽略的悲涼與扼腕痛惜。作者發(fā)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嘆息和追問，用精神的在場，靈魂的在場碰撞社會疼痛，呼吁國人重視和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廟宇，具有時代的擔當意識與社會意義。談雅麗的《江水中靜靜浮出的光陰》在往事中靜靜地尋找光陰，一些曾經的地名，那些去過的地方，從前的美好，在時光中明亮，在詩意里飛翔。許艷文的《另一種安靜》，呈現出都市女性散文的恬淡與愜意，閑庭信步的優(yōu)雅與從容，偶拾的生活情趣與心情嘆詠給人心靈上的愉悅與享受。王亞的《執(zhí)簡記》里的歷史典故雋永深刻，讓人讀來妙趣橫生，鏤刻于心，字里行間流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脈脈墨香。而王明亞的《女人的淺水灘》則呈現出淺水灘幾代女人的命運交織的悲歡離合，以及她們所經歷的風風雨雨，給予女性生活的思考與啟迪。姚雅瓊的《城門洞里的越劇》用另類的歷史語感寫不盡對越劇十姐妹的精神追求和悲情命運而感傷，對中國戲劇文化的遺留與傳承而欣慰，足見作者對中國文化傳承的高度的精神自覺與精神堅守。聶元松的《祖先寫真》訪古探幽，寫出了古老民族的祖先遺留，以及地域性文化的智慧經驗與繁衍生息，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光大。這種古老的家族記憶彰顯著傳統文化的流光溢彩與璀璨光輝，是值得流傳和記住的珍貴的原生態(tài)史料。意而的《曾是紅樓夢中人》用作者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悟對《紅樓夢》的偶遇片段進行了穿越對比，輸入自己的心得感悟，緬懷過去，夢想未來。管弦的《自由行走的花》，寫了對蒲公英的執(zhí)著愛戀，對時光流逝的痛惜遺憾，對自由之花的向往，懷想少年，寄寓物語，放飛夢想。熊幽的《燒龍》則詳實而充分地體現出了地域文化的傳統特色，對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的鄉(xiāng)俗習慣耳熟能詳，把湘西耳城的燒龍習俗描繪得豐富多彩，細致入微，給人過目難忘的深刻印象。九妹的《墨子悲絲》盡顯女性文化散文的柔美與大氣，清麗和雅致，讓人不忍釋卷，文思意味深長，受益良多。此外還有姚進軍的《漆匠周尚文》，楊云的《時光深處的窨子屋》，木蘭的《女貞紅》，李梅的《我在月亮升起的地方等著你》，阮梅的《噓，不說出來》，張靈芝的《紅薯花開》，胡紅霞的《即將逝去的家什》，袁曉燕的《撿塊石頭謝師恩》等一批優(yōu)秀女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以其溫婉而特殊的詩性力量奏響時代的號角，陣容龐大，千姿百態(tài)，芳菲醉人。她們執(zhí)著向前，齊心協力，銳意進取，為湖湘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高屋建瓴，增光添彩，永葆女性方陣的魅力風姿。

 

多元化審美的詩意桃源

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來都與詩性詩意血肉相連，從最早的《詩經》開始，到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抑或散文，思想內核都與詩性難舍難分。在文學理論上也就形成了“文化詩學”的構想，也就是把文學理解為語言、文化、審美三個維度的結合體。那么，“中國式”的詩意在文化詩學審美標準上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神秘色彩與魅力一次次被激活，富于想象的浪漫主義和審美烏托邦情結在文學藝術上和人文學術領域各領風騷。

誠然，散文不僅僅是以抒情主義見長，也不僅僅是以情動人，散文的真實內核還包含著理性和智性，這兩者統領著文本的綱領和生命。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在審美和藝術上也需要契合時代，延續(xù)生命。羅曼·羅蘭說，“藝術的歷史最大的公用是使它接近一個時代的靈魂，從而使它能夠觸及情感的源泉。”羅曼·羅蘭對于藝術的理解還是要緊貼時代，用靈魂碰撞和激發(fā)情感的源泉。黑格爾說，“審美的感官需要文化修養(yǎng)……借助修養(yǎng)才能了解美，發(fā)現美。”這兩位藝術大師對于文化審美和藝術追求都給出了理性的哲學思想。

那么在湖湘文學的文化符號中，湖南散文年選《炊煙生長》中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化的文化景觀，是異彩紛呈的詩意桃源。在這方美輪美奐的精神家園中楚子們如大地之子，是大地衍生的一個個文化精靈，他們在炊煙起舞中躬耕，在大地和弦里收獲。

凌鷹的《走馬鎮(zhèn)余音》用清晰的脈絡和帶有溫度的歷史語感給人們放映出走馬鎮(zhèn)的由來和風起云涌。穿越今古之門，讓我們看到走馬鎮(zhèn)里這個職業(yè)的艱險，以及走馬鎮(zhèn)上的萬千事物，風土人情，這里的茶館、酒肆、戲樓、宅院在時光的歌聲里沉寂，它們在這里生生不息，屹立千年。就如作者描繪的那樣：即便往昔的熱鬧不再，即便已然歷經了長久的沉寂，它們似乎一直就在光陰里打著盹，那睡夢中的囈語，就像這座不甘寂寞的古鎮(zhèn)不可消磨也永不終止的生命余音和文化回響。王碩男的《藝術的辯證》用古人的詩情畫意引申出中國古典文學的雍容華貴與經典之美，用動和靜兩種對立統一的審美情趣馳騁藝術文化的疆域和高地。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學到西方的空間藝術，作者深入淺出，抽絲剝繭，從而得到藝術與欣賞都是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藝術上的鑒賞和審美得遵從動態(tài)美和靜態(tài)美的對立統一的規(guī)律，并從中去感知其獨特的藝術個性。肖念濤的《防狼噴霧器》構思精巧，想象豐富，從一只防狼噴霧器聯想到社會的現實問題，真是縱橫時空，無奇不有。細想之下，這簡單的生活日常中卻包含著諸多的真知灼見，以及對社會問題的呼吁和報警。鄧躍東的《人息屋檐下》寫出了人們茶余飯后的慢煮生活和悠然自得，在平淡閑適的生活中追求另一種淡好與精神旨趣。敘事簡約，語言精練，蘊含生活哲思，細品之下情境高遠，意味深長。“我喝茶好多年，開始沒感受到山野屋檐下喝茶的散淡悠閑，后來悟出‘茶’字寓意其實很簡單，老祖先是叫我們坐在草屋下的木凳上呢?？墒俏覀兝献蛔?，常常埋怨茶葉不好。”簡單的一句話，卻道出了世道人心，突出了理性與智性的有機結合，令人茅塞頓開，豁然開朗。李國華的《家底藏在老屋里》那種對老屋的依戀和無限懷念，對鄉(xiāng)村的日漸老去和消失，對鄉(xiāng)愁的無處安放和物是人非的痛惜，那聲悲從中來的沉重嘆息，在久遠的老屋頂上回旋，讓我們不自然地想到自己的祖先，人生的輪回，以及生命的來路與去路，那些過去和未來在時間的深洞里照見自己，照見老屋。張建安《邊城，一首悠遠的詩》以沈從文的《邊城》里的未可知的人生命運道出人生真諦，對宿命文化的思考，以及對神秘的“未可知”的未來充滿著思辨、深沉、憂郁之美。這是一種對時代鄉(xiāng)愁和命運愛情的詩意的文化尋根之旅。邊城的美，邊城的期待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的追尋。如文中所言“我們走進邊城，宛若走進了‘希臘神廟’，體會到了一種濃烈的鄉(xiāng)土詩情。”葛取兵的《遍地黃荊》不僅僅是對鄉(xiāng)土文化的詩意表達，在其獨到的生活體驗上糅雜著豐富的人文修養(yǎng)與洞察之力。黃荊這么一種不起眼的植物在作者的筆下卻道出了人間萬象，引出了楚國歷史與華夏文明。平樸之間，蘊含著深刻的生活哲理與自然文化。

縱觀之下，湖南散文的新銳之作也正在形成合力，以鄉(xiāng)村物事、鄉(xiāng)土文化元素的地域性特色全面輻射，給湖湘文化的春天帶來賞心悅目的一抹亮色，為湖湘經驗輸入新鮮和旺盛的精血。秦羽墨的《拾菌記》注重鄉(xiāng)村生活經驗，以菌子這種常見的鄉(xiāng)村美味敘述了鄉(xiāng)村的原生態(tài)文化的珍貴與神秘。敘述詳盡精當，密布生活的細節(jié)與質感，字里行間流淌著鄉(xiāng)村生活的質樸與濃香味道，令人感嘆大自然的地大物博與隱藏的大地秘密。袁道一的《螢耀村莊》則以詩意的表達追憶往昔，懷念故鄉(xiāng)，對兒時鄉(xiāng)村里的洋火機（即螢火蟲）進行了一番饒有趣味的描摹，拉近了人們日漸遙遠的鄉(xiāng)村距離，喚起遙遠的記憶，回味童趣，回歸本真。表達出作者對鄉(xiāng)村的日漸消失的疼痛，以及血濃于水的鄉(xiāng)情回歸、深切懷念和追思；渴望追尋詩意美好的田園牧歌，找到人類靈魂的理想棲息地，呼吁人們共同關注和保護環(huán)境。結尾的發(fā)問緊扣社會現實問題的思想內核，以人道主義的關懷盤詰生活現實，引人深思，意味深長。“國內某個城市耗巨資引進萬只螢火蟲，供城里人觀賞，僅三天就死一半。而在新西蘭北島一個小城，成千上萬的螢火蟲在巖洞里熠熠生輝，燦若繁星，有人把這種自然奇觀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跡。何處尋覓鄉(xiāng)下的小飛機？當年的孫澤遠如今下落不明，村里人是否還記得他曾經驚世駭俗的舉動？我面對城里長大的孩子，該領著他去哪里看我念念不忘的洋火機，總不至于去新西蘭吧？”黃孝紀的《挨刀的疼痛》對鄉(xiāng)村物事有其獨特的文思異彩。生長在農村的人們都知道，牛、豬、羊都是農人家里的寶。這些牲畜同樣也以其不同的作用對農人對鄉(xiāng)村默默地貢獻出自己的勞動和血肉。黃孝紀以其犀利的筆觸敘述了公豬、母豬、家豬的不同貢獻和作用，對閹豬、殺豬的真實描寫嫻熟而細膩，那種挨刀的疼痛觸目驚心，令人深刻，足見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和心靈體會。

此外湖南散文年選里面還有諸多的精品力作功力深厚，值得探索，比如謝子元的《師范生》，石紹河的《地下人間》，楊旭昉的《讀紅楓》，沙金的《城北荷韻》，盧宗仁的《同床憶夢》，楊漢立的《古屋的缺嘴》，林濤的《立在高處的愛》等等，以多姿多彩的敘事呈現出湖湘文化的特色經驗與魅力風采，他們用精神碰撞時代，洞見人心，留存美好，精神皈依。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贅述。當然，肯定還有諸多的表現湖湘經驗的特色作品沒有進入到年選，遺珠之憾在所難免，希望2017年的湖南散文年選收入更多更好更美更能體現人們生活和貼近時代的獨到精品。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