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藝術(shù)家都離不開當下，當下的日常是藝術(shù)肥沃的土壤，是藝術(shù)的源泉。真正的藝術(shù)本身具有繁殖性，只要有一粒種子，落入土里，就會發(fā)芽，生根，像野草一樣有著繁盛的生命力。那些以文化歷史為題材的寫作，在發(fā)揮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同時，同樣離不開當下，離開了當下，就勢必陷入極端個人化的神秘主義的胡同?？肆_齊說，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通常是按照當代訴求去寫的，勢必打上深深的當代烙印。而對于詩來說，詩的語言在言說之途，會激起記憶和歷史產(chǎn)生回響，因此它作為在此時此地展開的一種共時性的存在，其當代性就更加突出。

　　一個詩人不深入當下，其寫作要么是一種自慰性的語言游戲——當然也有維特根斯特之謂語言游戲的高級形式，符合語言游戲的天性，它就像兒童對游戲的嗜好一樣。——要么一堆修辭，空洞無物，僅僅在虛幻的美的表面做無意義的耽留。當代中國經(jīng)歷了幾千年以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fā)展，物質(zhì)的進步帶來的惡果是環(huán)境破壞、精神淪喪，傳統(tǒng)價值觀的土崩瓦解和人的世界觀的顛覆。金錢至上，娛樂至死。它是高鐵穿過空氣、原野和隧道的呼嘯聲，沒有讓我們眩暈，是因為一層減速玻璃隔開了它們，讓我們沉迷其中。一個詩人必須克服那一層減速玻璃的隔離，而將我們的耳朵打開在那12cm之外，從而將那呼嘯聲帶來的所有的聲音聚集到孤寂的位置，釋放到語言的澄明之中。而由于物質(zhì)強大的磁場和慣性力量，一個詩人要保持身姿穩(wěn)定，只任狂風掀起衣角，就要堅持傾聽自己的內(nèi)心，信仰自己的直覺，不要輕易地被粗暴的插話打斷語言的言說，或者說我們必須具備在喧鬧的一角進入孤寂之地的能力。孤寂，才是一首詩誕生的位置。孤獨和寂靜是聲音的一角，是聲音的聚集狀態(tài)，是聲音的不動。因此對于個人性的堅持，在寫作的主體性確立以后，這是最為重要的，藝術(shù)不是公共寫作，詩定然要從那看似富有詩意的廣告語中區(qū)分出來。區(qū)分的唯一標識當然是個人的氣息、語調(diào)和發(fā)聲方式。陳超曾經(jīng)將寫作的對象歸結(jié)為“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連光景，閃耀性情”，可以看作個人性的具體化，是為寫作的四個向度。當然性情還可以向情懷延伸，情懷進一步擴展為個人情懷和家國情懷。它不是框定，只是標記；是方向，而不是區(qū)域。

　　過去我們將真善美作為寫作的對象，誠然，這是從另一維度進入寫作耕耘的田地。但是我們的寫作常常忽視了真和善，而更多流連于美。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沒有真，美就淪為虛幻。真是事物的本質(zhì)，善是事物的靈魂，而美更多是作為它們的形式而存在。寫作要最大程度去維護真實，在某種意義上，維護真實就是維護真理。對于真理的維護往往會讓我們面臨諸多的挑戰(zhàn)，贊美容易說出，真話的發(fā)聲就不一定那么流暢。人們在真理面前總是結(jié)結(jié)巴巴，甚至各執(zhí)一詞，總以為自己才是真理的掌握者。維護真理也意味著對自身虛榮的克服、對利益的超越和對庸俗的排斥。

　　如何才能呈現(xiàn)真相、維護真理呢?除了有一個良知的底座，這座藝術(shù)的雕像還要在藝術(shù)語言的發(fā)聲中做到“言之有物”。物是什么?是宇宙萬物，是人生百態(tài)，也是語言。對于詩來說，物既是感受、感覺或經(jīng)驗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場合出現(xiàn)的聲音——當然涵括五官六入所獲的一切，姑且統(tǒng)歸于聲音，又是它的聲音形象。比如孩子喊媽媽，這個聲音的形象就是站在搖籃邊或正抱起他的母親。如果我們把前者稱為內(nèi)容，后者稱為形式，那么內(nèi)容和形式就是“物”的一體兩面。曼德爾施塔姆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即燈籠之燈芯和燈罩。在主客二元對立的時代，內(nèi)容和形式是分離的，內(nèi)容被意義參合進來，形式成為意義的反映，語言也就淪為了工具。唯物反映論哲學在當代統(tǒng)治著幾代人的大腦，我們的大腦被禁錮了，但我們不知道，因為它不癢不痛，不像孫悟空頭上有一個箍，緊箍咒一念，悟空就會滿地打滾，喊著師傅師傅。可怕的是緊箍咒一念不痛不癢，你就不知不覺進入到那咒語之中，成為咒語的一部分，成為咒語的代言人。在反映論之下，語言只是工具，是意義的附庸。意識形態(tài)寫作由此而來，“我”被掏空了，“我”變成意識形態(tài)的填充物，變成工具。人的工具化在語言內(nèi)部的秘密昭然若揭，但是大腦被禁錮，導致一種睜著眼睛的盲目，一種蒙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朦朧詩的崛起，標志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一場啟蒙運動。語言的工具化最終導致的人的工具化，是非常可怕的。一切極權(quán)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都無一不是動用這個手段。納粹時期屠殺猶太人，前蘇聯(lián)集中營屠殺意識形態(tài)的異己和我國上個世紀記憶猶新的十年浩劫，無不如此。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耶路撒冷廣場那一場對耶穌的審判中，人群中并非沒有人為身負沉重的十字架的耶穌流淚，但是隨著法利賽人喊“殺死那個來自拿撒勒的異教徒”，人們也就發(fā)出了相同的聲音，最終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而釋放了那個本應(yīng)承受死罪的囚徒。這不是神話，不是寓言，而是現(xiàn)實，不斷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國度、地點上演。切·米沃什有一首詩叫《繞過笛卡爾街》，詩中寫到詩人和來自波蘭各地如雅西、科羅什瓦爾、布勒加斯特和維爾諾的人們，一起來到那時是世界首都的巴黎，他們恥于想起家鄉(xiāng)的習俗，他們中一些人學習到普遍性理念以后，回去想廢除家鄉(xiāng)幾百年以來形成的習俗，因而被殺了，“很快，他們的同輩人奪取權(quán)力/為了以那些美麗的普遍性理念的名義殺人”。唯有詩人看出了真相，“沒有什么世界首都，無論是這里還是別處”。詩的反思的力度在于，“有一天我沿著一條小溪在森林里走著時/怎樣推動一塊石頭砸向草叢中一條倦縮的水蛇。//而我在生活中的遭遇，是正當?shù)膽土P，/那遲早要抵達每個打破禁忌者的懲罰。”當個人性消失，普遍性理念以迷人的修辭軟禁人類的頭腦，不是作為打破禁忌者去殺人，就是成為沉默旁觀或搖旗吶喊的同謀。米沃什還說“以堅持原則之名屠殺柬埔寨人的年輕食人族，曾畢業(yè)于巴黎大學，他們只不過是試圖實踐他們學來的哲學理念。”

　　當代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改善了意識形態(tài)的表情。但是我從當下的詩寫中對于意義的迷戀、對于承載意義的修辭的癖好有增無減，十分熱衷于以抽象去取代具體，比如以“時間”去取代一條河流，以“鄉(xiāng)愁”去抹殺炊煙，以“童年”去替換童年時代鮮活具體的聲音，甚至動輒升華到普遍性的高度，仿佛不如此就不是寫詩，一首詩就是為了這最后如火葬場的青煙一般的升華。這種普遍的形而上學的寫作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而是一種意義的給予。詩是還原，不是給予。現(xiàn)代主義的形而上寫作早已遭到了冷落。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轟轟烈烈的口語詩運動，為的是反對意義，解構(gòu)意義，由解構(gòu)走向建構(gòu)，遺憾的是這一場啟蒙運動走向了詩歌政治，而有相當一部分寫作者不明白伊沙《車過黃河》、韓東的《大雁塔》、于小韋的《火車》的真正意義，當伊沙成為教主把《車過黃河》作為旗號以后，它就成為了一種姿態(tài)，失去了鮮活的表情。以修辭的方式給予意義的癖好，緣起于我們一年級的第一堂課，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不斷地在為課本上每一篇文章歸納、總結(jié)，從來沒有離開對意義的琢磨，追求，沒有一個老師教我們?nèi)绾稳A聽。當我們自身的大腦收集了足夠多的意義，它們以意識或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就源源不斷從我們的寫作中涌出，令我們欣喜：“你瞧，我寫出了多么富有思想性的詩篇!”在我們欣喜之余還會聽到來自讀者的贊美，微信時代使這種贊美變得廉價而簡單，于是我們的寫作變成了“娛樂至死”的延伸。

　　不久前我讀到一位詩人寄贈的詩集，他在自序中開宗明義，“詩歌是一種表達”。那么詩歌不是一種表達又是什么呢?寫作不就是一種表達?這種追問在慣常的意義上顯得多么可笑，仿佛是幼兒園的小朋友都不會提出的問題，但是恰恰這個看似幼稚的問題觸及了寫作本身、語言本身。語言，語即語言，言即說話，語言即語言說話或語言言說。海德格爾說，“語言無可爭辯地表明自己是表達。然而，這個結(jié)論與‘語言說話’這一命題相悖，后者假定，說話本質(zhì)上并不是一種表達。”什么意思呢?這是一個重大的語言觀念的問題。我們肚子痛的時候會喊一聲唉喲，“唉喲”有意義嗎?是表達嗎?它只不過傳遞了我們的痛神經(jīng)的信息，而如果它出現(xiàn)于一個微妙的合乎它的身份的語境，它便會成為詩。表達是針對意義而言，在當下一部分知識分子寫作那里，是把他對世界的認識、感悟表達出來。把詩歸屬于認識論，仍然是反映論的一個變體，在語言內(nèi)部主客的對立的本質(zhì)是一樣的，只不過偽裝出民主的姿態(tài)。詩屬于存在論，不屬于認識論。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海德格爾說，“我們現(xiàn)在是在詩歌中尋找語言之說話”。他的這一說法，對于我們?nèi)匀伙@得玄乎，但是如果我們的詩限于把傾聽的聲音轉(zhuǎn)述出來，我們還需要表達嗎?如果我們從幼年開始就有人教會我們?nèi)绾蝺A聽，我們還會把語言作為工具嗎?一個詩人和語言打交道久了，就會像莫言筆下的羅漢、《維京傳奇》中的弗拉基感覺高粱和木頭有神性一樣，語言也有神性，《約翰福音》開篇就說詞語最初與上帝同在。沒有語言的世界，世界將是一片黑暗，所有的事物都無法區(qū)分，人類也無以開口說話。古米廖夫說，詞語就是上帝。詞語是光亮，詞語以它的光亮照亮世界，以文明之，是為文明。文明從來就是不斷給予世界出現(xiàn)的新的聲音以形象、身份，而不是意義的因循守舊變換花樣的延伸。語言本體論恢復了語言的神性地位，喚醒了語言之召喚的本能。而當下一些標榜為先鋒的詩人在拒斥意義的同時，也排斥語言的召喚本能，抹殺了語言言說之途的共時性機遇，從而割裂了語言的血脈，當傳統(tǒng)的鳥鳴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性的樹枝上時，卻刻意地捂緊了自己的耳朵。

　　言之有物，此物非彼物，此物是彼物，是和不是之間，我們還可以深究，用我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