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爾源算是詩歌界中的“新人”，他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寫作時間基本上是從退休之后開始的。他用遲來的詩歌寫作方式回應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寫詩?這讓我想到了壓艙石，一條空蕩蕩的船只為了避免失重、搖晃甚至翻船的危險而壓上一塊石頭，這維持了平衡，虛空得以充實。我曾在一個小小的民間博物館看到過一塊圓墩形的壓艙石，上面還鏨刻了一個巨大的粗實的字——“穩(wěn)”。對于梁爾源來說詩歌已然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壓艙石，這樣才踏實、安穩(wěn)、可靠。

　　對于梁爾源而言，詩歌不只是一種個人化的表情達意的方式，而是重建完整人格與精神自我的過程，同時也是完成人與外物以及社會的重新構(gòu)造和彼此探詢。由此我們會發(fā)現(xiàn)，近年來梁爾源詩歌中的思想載力、精神強度和語言勢能一直在增強，這不只是面向了自我存在以及親人遭際和時間命題，也關(guān)乎整體性的時代境遇和精神大勢。

　　體到梁爾源來說，詩歌寫作的功能首先是一種完整人格缺失之后的重新修復，是試圖回到一個人原初狀態(tài)的返回和尋找。詩人重新找到了一面鏡子，這不只是為了正衣冠知得失，而是為了映徹更為真實不虛的內(nèi)心生活和精神人格。這近乎是當代版的“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請柬不為我編程了 / 肉身從公文包中逃遁 / 再也不用向那只茶杯匯報了 / 麥克風不再點卯”(《春風不再掐我的大腿》)“長年累月的仿宋體 / 喂養(yǎng)出一只鸚鵡”(《讀報》)。

　　被割草機碾壓過的草地再次找到了春天和水源，它終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生長了。這是一次次的尋找自我，一次次的返回自我的母體，也是一次次的自我更新和重新定位，把曾經(jīng)的變形的、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異己的我重新擺渡和解救出來，變成充實、真實和完備、純粹的自我。這正是一個“年長的青年詩人”(梁爾源的自況和自謙)的深層寫作動因和驅(qū)動機制。他通過詩歌來進行深度的精神對話——他找到了一面映照精神自我的鏡子或湖面，一個我與另一我時時進行對話、磋商甚至盤詰。詩歌寫作首要關(guān)涉的不是他物而是作為個體主體性的人，真實的人，活生生的人，有生命體驗和獨立意識、求真意志的人。這樣的詩正是“真實的詩”，真正地關(guān)乎“詩與真”，首先要去除的就是虛假、偽飾。確實，最為可貴的是梁爾源在詩歌中從來不掩惡、不遮丑、不矯飾、不妄言、不自我美化，也不濫情易感的倫理化和道德化。他的贊頌和批判都是發(fā)自本心的真實之音。詩歌和人在撕扯掉虛榮、功名、權(quán)力、偽善、自私、欲望之后都一起回到了最原初的狀態(tài)，這是自審和度己，是自我的精神涉渡，靈魂不再是定制的了。

　　詩歌能見人，詩歌能見人格，這說的就是梁爾源的這些“真實之詩”。

　　最初讀到梁爾源的詩歌，印象最為深刻的也是流傳比較廣泛的自然是那首《菩薩》，我也將它選入了《2017年度詩歌精選》(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編選、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當中：“晚年的祖母總掩著那道木門 / 燒三炷香 / 擺幾碟供果 / 閉目合掌，嘴中碎碎禱念 / 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薩說話 // 那天，風兒擾事 / 咣當推一下 / 祖母沒在意，咣當又推了一下 / 祖母仍心神不亂 / 咣當，推第三下的時候 / 祖母慢慢起身，挪動雙腿 / 輕輕打開木門 / 見沒人，沉默片刻 / 自言自語：‘哦，原來是菩薩!’”。該詩體現(xiàn)了一個詩人擷取日常細節(jié)并進行再度提升和象征化、戲劇化的能力，敘述、場景與內(nèi)在真實之間構(gòu)成了實實在在的精神結(jié)構(gòu)。

　　梁爾源的那些成色比較突出的詩作大體都具有場面活化、生動又不乏一定的戲劇性的特征。這既是關(guān)乎個人的又是超越了個人的，他的詩歌樸素而真實，能夠在盡可能大的受力面積上被普通讀者所接受。這既是對自我的重新審視，也是對圍繞著個體展開的過往以及現(xiàn)實場域所進行的及物化發(fā)現(xiàn)的過程。

　　寫詩是需要眼力和眼界的，這與一個人觀察事物的位置和角度直接關(guān)聯(lián)，與一個人的感受方式和想象方式也密切聯(lián)系。這樣產(chǎn)生的詩歌既是體驗的也是感悟的，既是個人經(jīng)驗又是現(xiàn)實經(jīng)驗，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些詩體現(xiàn)了一個“成人”通透的眼界，印證了“姜是老的辣”，其觀察人生、諷喻世事、感悟世界的方式更具有說服力和傳染力：“小孫女在玩套娃 / 將一個個小人從大人中剝出來 / 剝到最后一個 / 他問：爺爺 / 為什么小人都藏得這樣深”(《玩套娃》)。

　　詩歌承擔了鏡子的功能，同時也承擔了漂白劑的功能，這最終凝聚成的形象正是“鏡中白馬”。梁爾源的一部分詩歌不由自主地探向了自我以及浮世繪眾生的內(nèi)心本相，那些藏污納垢之物被他毫不留情地拎出來示眾并進行詩性意義上的漂洗。

　　在梁爾源這里，詩歌的清洗功能并沒有導向一個詩人的精神自閉和道德潔癖，而是凸顯了一個詩人綜合的精神能力和容留空間。其中的一些詩還具有一定的超逸和提升的能力，能夠?qū)F(xiàn)實經(jīng)驗之外的未見和未知的部分予以深層觀照。這樣的詩不是偶然生成的，不是外界直接的刺激和表層化挑動的結(jié)果，而是需要詩人具備經(jīng)驗和超驗的融合能力，具備個人化的現(xiàn)實想象力以及精神自我的求真意志力。

　　當梁爾源其中的一部分詩作指向了家族命運和個體存在視角的時候，詩歌是世道人心，是喜怒哀樂的碎片，是斑駁的流年光景，是抽屜里發(fā)黃變脆的家族檔案，是并不輕松的唏噓故事，是恍惚莫名的歷史本相，是社會經(jīng)緯的隱秘紋理。這是一口曾經(jīng)布滿了青苔的石井而無人光顧，而經(jīng)過詩人之手的重新拂拭之后井沿兒重又變得光亮，沉悶滯重的往日之水重新有了響亮持久的回聲……

　　梁爾源的這些詩歌自然攜帶了回溯和追憶的成分，這是詩人站在此刻的風中或水岸對過往的重新面對，是對過往事物以及連帶其上的情感和記憶的重新擦亮和磨礪。梁爾源在一次次打量自我，他不斷進行精神對位的過程，這同時也是自我和語言得以雙重還原的過程。

　　無論是故地空間還是具體的人物命運，梁爾源都在那些事物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凝視與省思，經(jīng)由詩人的凝視狀態(tài)碎片得以圍聚，細節(jié)得以發(fā)光，往日得以重生。這里有歡欣更有血淚，有春風亦有冰雪。詩人在此過程中著實擔任了精神還原的角色，按照伊格爾頓的說法就是文學寫作實際上是一個接一個的精神事件。而梁爾源詩歌中那些成功的部分就大抵具有個體前提下的精神事件的底色，比如《父親的蘿卜白菜》這樣的詩：“屋后的那塊菜地 / 是父親深沉的畫布 / 每天揮著那支古老的畫筆 / 創(chuàng)作是父親的信仰……油燈下，父親開始算賬 / 把算盤撥出聲響 / 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自豪 / 每天總是一下五去四 / 二上三去五，噼里啪啦 / 昨天賣出蘿卜一擔，白菜五十斤 / 今天買進土布二丈，食鹽三斤 /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算 / 一輩子也沒把全家人 / 從蘿卜白菜的命里算出來”。這是個體命運也是歷史本相，這體現(xiàn)的正是“一個人也是一代人”。

　　梁爾源寫了大量的關(guān)于“父親”“母親”的系列詩作，其中寫給父親的詩作更多，比如《離天空最近的時刻》《父親最榮耀的事》《竹筍》《父親從夕陽中走過》《父愛》《掃墓》。與其說這是詩人在寫一個具體的父親和母親，不如說是在重新面對和塑造、挽留一段過往的家族精神史和個體生長軌跡。在反復的形象塑造和抒寫中梁爾源在最大程度上還原和回應了人性、物性以及時間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綜合命題，詩人通過擷取、組合、嫁接、過濾和變形的詩歌話語方式重新喚醒了一段歷史。這是情感化的歷史，是家族化的歷史，更是修辭化想象化的歷史，其前提仍然是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父親的墳前 / 長出了一顆碩大竹筍 / 它是父親幾十年的骨質(zhì)增生 / 怕觸痛睡著的父親 / 讓春天的疼痛的鋒芒 / 長到了我的脊椎上，在拔節(jié)的時光里 / 再感受一次和父親 / 一起煎熬的歲月”(《竹筍》)。這是經(jīng)由意象和想象對生命和死亡的重新對接和打通，這是更為難以言說的精神愿景。詩歌最終的精神指向大體離不開時間構(gòu)成，這涉及生命、死亡、存在等等終極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梁爾源并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純詩”詩人，而是打開了諸多的面向外界的縫隙和孔洞，也就是說他的一部分詩歌是向外輻射和發(fā)散的及物狀態(tài)。梁爾源就是這樣的詩人，有熱度、有氣度，甚至有時候會熱烈評議、臧否時事。他對這個社會現(xiàn)實的方方面面都投注了極其敏感和銳利的目光，這正是當年王國維所說的“客觀之詩人”，“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人間詞話》)

　　這涉及詩人格物致知的精神能力。這呈現(xiàn)了“詩言志”的那一部分傳統(tǒng)，人不只是生命的人和個體的人以及肉體的人，還是社會的人、文化的人、整體人類中的一分子。質(zhì)言之，詩歌應該具有互動的關(guān)聯(lián)結(jié)構(gòu)，詩人的眼光既打量自我又同時向外界發(fā)散。就目前詩壇而言，需要警惕的是很多的“外向型”的詩淪為了表層化的描摹詩、浮光掠影的見聞詩、旅游詩和廣場舞式的現(xiàn)實詩。關(guān)鍵在于詩人要打通個人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節(jié)點并進而轉(zhuǎn)化為能夠呈現(xiàn)一個時代境遇整體性的歷史化經(jīng)驗。只有如此，詩歌才能在個人經(jīng)驗和公共經(jīng)驗之間完成融合，才能使得詩歌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發(fā)聲、發(fā)現(xiàn)乃至命名。這是詩性正義和語言道德，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詩人的寫作倫理，它們同時也區(qū)別于社會正義。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語言責任，只有在此前提下詩人才能夠抬升同時代的人的眼光，將“個人的詩”轉(zhuǎn)換為“普適性的詩”。那些更偉大的詩則如小小的針尖挑動了我們的神經(jīng)，它們以精神共時體的方式持續(xù)而長久地觸動了世界最本質(zhì)的內(nèi)核——“寺中菩薩都是金絲楠木雕成 / 門框大梁用的非洲珍貴大料 / 屋頂還包了金箔 / 聯(lián)想家鄉(xiāng)那個破敗的衛(wèi)生院 / 心中有些不平衡，為什么 / 佛界的醫(yī)生與凡間的醫(yī)生比 / 待遇差距這么大”(《在安福寺幡然醒悟》)。

　　顯然梁爾源并不局限于“客觀之詩人”，他的一部分詩作指向了精神內(nèi)里的褶皺和晦暗之處，不斷審視(自審)、盤詰并擴大一個詩人的襟懷和眼界。言志和緣情在梁爾源這里得到了平衡與共生。這產(chǎn)生的是“真實之詩”和“情感之詩”，同時也是“經(jīng)驗之詩”和“想象之詩”。

　　梁爾源的詩歌形成了蜂巢狀的多孔結(jié)構(gòu)，與這個紛繁多變的社會萬象息息相通、密切關(guān)聯(lián)。詩歌是自我精神的映照也是社會的微妙回響，這二者梁爾源都做到了。

 

　　詩人 梁爾源 ：

　　五十年代出生于湖南漣源市三甲鄉(xiāng)。當過礦工、木匠，后從政多年。

　　中國作家協(xié)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湖南省詩歌學會會長。出版詩集《浣洗月亮》。在《人民文學》《詩刊》《星星》《中國作家》《民族文學》《十月》等報刊發(fā)表大量詩歌。部分詩歌翻譯成英文，在國外刊物發(fā)表。

 

　　詩人 霍俊明：

　　河北豐潤人，工作于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

　　著有詩集、評論集《有些事物替我們說話》《尷尬的一代》《變動、修辭與想象》《無能的右手》《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從“廣場”到“地方”》《螢火時代的閃電》《陌生人的懸崖》《懷雪》《一個人的和聲》。合著《中國詩歌通史》《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