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湖南與海南——韓少功文學世界的兩個重要空間”研討會在汨羅市三江鎮(zhèn)韓少功文學館舉行。

從生活的方式和態(tài)度開始

韓少功

我今天一直很猶豫，到底應不應該坐在這里？不坐在這里吧，不禮貌。但你人在這里，大家礙于情面，總要說點客氣的話，“拜年”的話。可見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我們只能“知其白，守其黑”。

海南的弟兄們跑這么遠的路，組了一個“探親團”來看望我，湖南作協(xié)看到海南來了這么多朋友，也搞了一個“檢查團”，看我在這里干得怎么樣。大家聚在一起，開了整整一天的會，其認真的程度出乎我的意料。大家說了很多鼓勵、支持、肯定我的話，說得我有點蒙。我真有點不知道你們在說誰。原以為我很了解自己，現在發(fā)現并不了解。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向哪里去？當然，你們走了以后，我會花一點時間，慢慢地冷靜下來。對大家的好意見，我會努力消化，吸取你們的智慧。大家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我會一步步剔除干凈，看三五天后，能不能找回自我。

今天的題目是——“湖南與海南韓少功文學世界的兩個重要空間”。湖南海南相隔一千多公里，說起來是一個值得說說的話題。這是因為中國人把地域看得比較重，但國外似乎不是這樣，大家有沒有聽說“紐約作家群”或“莫斯科作家群”？好像沒有。中國有中國的管理傳統(tǒng)，比方有戶口，有作家組織的行政區(qū)劃，于是就有“湘軍”“陜軍”“粵軍”之類說法，經媒體炒作，就有了“陜軍在行動”“粵軍在逆襲”之類話題。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世界人，站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看作是站在地球這個360度圓球面積的中心，都是面對全人類說話。作家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視野。

城鄉(xiāng)之間有發(fā)展程度、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差異，這確實很重要，但雙方在很多方面也是相通的。我在這個汨羅市三江鎮(zhèn)八景村，也有光纖寬帶入戶，與你們在城市里聯系外界的效率差不多。城鄉(xiāng)居民遇到同樣的人生難題。曾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頭，酒過三巡后問我一個問題，說這個問題他問了好多人，看了好多電視連續(xù)劇，也沒找到答案。我很忐忑，說我也不一定答得上來，只能試一試。他就問：“什么是愛情？什么是友情？”這把我問蒙了。我說你這個問題應該去問瓊瑤呀。你們看看，一個山村老漢，與城里那些小鮮肉、小清新，是不是想得也差不多？

所以我說，城鄉(xiāng)也好，這個“南”那個“南”也好，其差異性不應被我們過于夸大。一個作者最好有上帝的心態(tài)，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關懷，不被地域的、階層的、行業(yè)的、民族的身份來束縛和局限。

大家剛剛談到了理想。人是要有點理想的，但理想并不是一個需要經常敲鑼打鼓、冠冕堂皇、轟轟烈烈來宣示的東西。這就像我們如果沒有遇到黑暗，就不會想起路燈，如果沒有遇到疾病，就不會想起良醫(yī)。這個就是我們的理想常見的隱形狀態(tài)。因為路燈也好，良醫(yī)也好，并不是我們天天需要的，可能一年365天也用不上，十年之間也只是偶爾用上那么兩三次。這就是說，理想通常只能給我們一個標桿，引導一個過程，讓我們獲得識別和處理生活現象的價值尺度。比方說我們認識事物要客觀，但百分之百的客觀那是神話，任何認識成果都只是盡可能地相對接近這個“彼岸”。但如果沒這個標桿，世界會變成什么樣？我們拿什么來辨別認識的真假和高下？同樣的道理，我們說百分之百的公平，那也是個神話，但如果沒有公平這個標桿，世界會變得怎么樣？是不是任何惡行和無恥都值得我們興高采烈？都可以振振有詞？在這個意義上，在座各位其實都是有理想的人。當你們對社會上某些現象不高興的時候、反感的時候、生氣的時候、拍案而起的時候，那就證明理想還在你的心中，還在你的身邊。不然的話，你拍案而起就沒有理由了。

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眼下進入了一個精神的低谷時期。第一次全球文明高峰，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古希臘、古中國、古巴比倫等，幾乎不約而同出現了百家爭鳴、群星燦爛的大時代。第二次全球文明高峰，是16世紀到20世紀的所謂啟蒙時代。那時的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理想主義，都充滿了激情?！朵撹F是怎樣煉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有一段名言，我們小時候都能背下來的：“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時，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他臨死時，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钡@段話其實出現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那是美國一位科學家、實業(yè)家、資本家的人生體會與信念。在很長時間里，作為一位出身于窮人家的成功人士，他幾乎是美國的明星、導師、圣人。在這里，一位紅軍戰(zhàn)士和一位實業(yè)巨星的精神居然是完全相通的。想想看，那是一個多么偉大、多么積極向上和激動人心的時代！

大家剛剛談到了理想。人是要有點理想的，但理想并不是一個需要經常敲鑼打鼓、冠冕堂皇、轟轟烈烈來宣示的東西。這就像我們如果沒有遇到黑暗，就不會想起路燈，如果沒有遇到疾病，就不會想起良醫(yī)。這個就是我們的理想常見的隱形狀態(tài)。因為路燈也好，良醫(yī)也好，并不是我們天天需要的，可能一年365天也用不上，十年之間也只是偶爾用上那么兩三次。這就是說，理想通常只能給我們一個標桿，引導一個過程，讓我們獲得識別和處理生活現象的價值尺度。比方說我們認識事物要客觀，但百分之百的客觀那是神話，任何認識成果都只是盡可能地相對接近這個“彼岸”。但如果沒這個標桿，世界會變成什么樣？我們拿什么來辨別認識的真假和高下？同樣的道理，我們說百分之百的公平，那也是個神話，但如果沒有公平這個標桿，世界會變得怎么樣？是不是任何惡行和無恥都值得我們興高采烈？都可以振振有詞？在這個意義上，在座各位其實都是有理想的人。當你們對社會上某些現象不高興的時候、反感的時候、生氣的時候、拍案而起的時候，那就證明理想還在你的心中，還在你的身邊。不然的話，你拍案而起就沒有理由了。

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眼下進入了一個精神的低谷時期。第一次全球文明高峰，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古希臘、古中國、古巴比倫等，幾乎不約而同出現了百家爭鳴、群星燦爛的大時代。第二次全球文明高峰，是16世紀到20世紀的所謂啟蒙時代。那時的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理想主義，都充滿了激情?！朵撹F是怎樣煉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有一段名言，我們小時候都能背下來的：“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時，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他臨死時，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钡@段話其實出現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那是美國一位科學家、實業(yè)家、資本家的人生體會與信念。在很長時間里，作為一位出身于窮人家的成功人士，他幾乎是美國的明星、導師、圣人。在這里，一位紅軍戰(zhàn)士和一位實業(yè)巨星的精神居然是完全相通的。想想看，那是一個多么偉大、多么積極向上和激動人心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