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1年到1983年在株洲縣一中教書。我的理想是當作家，并不愿意當老師。

　　我是株洲師范學校大專班畢業(yè)的，它不是什么正規(guī)大學，但子不嫌母丑，我一直以她為榮。衣衫襤褸的母校在時光的流變中已經(jīng)找不到蹤影，直到有一天我坐在湖南工業(yè)大學校友會的主席臺上，我才找到了她的歸宿。但是別人問我什么學校畢業(yè)的?我還只能說株洲師范，不敢說湖南工業(yè)大學。我就這么個卑微的出身，我不想高攀，更不想愧對母校的養(yǎng)育之恩。學校不高貴，但我考大學的年代是值得驕傲的。我是1978年考上大學的，那時的錄取率只有3%。

　　在株洲師范學校讀書，《湖南文學》發(fā)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余音》，寫的就是淥口老街上的故事。學中文最高理想就是當作家，而能在上大學就發(fā)表小說的人很少。文學刊物上能發(fā)作品，好像比任何名牌大學都有價值。在學校幾年接連發(fā)表了幾篇以淥口老街為背景的小說，在株洲也有點小名氣，畢業(yè)后就想當個專業(yè)作家。

　　理想很溫暖，現(xiàn)實卻是冰冷的。溫暖理想是從冰冷現(xiàn)實開始的，我一輩子的教學生涯，不情愿地從一中這座鄉(xiāng)村學校起步了。

　　株洲師范大專班有三位同學分配到一中，我是中文班的；外語班的是一位女同學，叫夏雨，長沙妹子；還有一位是數(shù)科班的，羅家博。我是淥口人，縣一中離家不遠，雖然失落，分配結(jié)果還不算太差；夏雨和一班長沙同學被分配到縣里，大部分還被分配到遠離縣城縣屬中學任教，這些長沙人的屈辱和痛苦是不可名狀的。我盡地主之誼請大家吃了一頓飯，那種悲痛氣氛，用如喪考妣來形容，似乎也不過分。從落地株洲縣的那一刻開始，調(diào)回長沙就是他們最大的理想，沒有幾年他們都調(diào)回長沙了。夏雨和我們一起分到一中還算好的。我和羅家博，不斷地安慰夏雨。夏雨也還單純，既然悲傷并沒有什么用，那就快樂吧。跟著二位本地大哥開始了教書生涯。

　　羅家博年紀較大，為父多年，我和夏雨叫他博哥。他是南陽橋的人，老三屆，考大學前就當了多年的民辦教師，還當過公社中學的校長。有上大學的機會，從民辦教師成為正式的公辦教師，從公社中學升到縣屬中學，人生的一大轉(zhuǎn)折。加上老婆孩子都在鄉(xiāng)下，一中離家又近，照顧家里方便。看見他每天夾著三角板和備課本，大步流星地穿過操場，笑容滿面，大聲與所有人打招呼，我想他應該是心滿意足的。

　　一中當時只有高中，教學質(zhì)量不錯，每年有不少考上重點本科的。高考的頭幾年還有學生考上北大清華。我當老師的時候?qū)W生質(zhì)量參差不齊，分快班慢班。高考還需要預考，能過預考參加正式高考都是不錯的學生了。我一個大專生，又沒有教學經(jīng)驗，當然只能教慢班了。我擔任一個高一慢班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博哥是個有經(jīng)驗的老師，他好像是快班的數(shù)學老師。學校缺英語老師，夏雨既有快班的課又有慢班的課。一中當時有一幫正規(guī)師范學院畢業(yè)的老師，“文革”時就到學校教書。都是外地人，教學水平高，各科老師都有，他們教快班，學校的教學質(zhì)量和升學率都靠他們支撐著。

　　我們單身老師去得最多的就是余棻老師和李家翠老師家。他們兩家住在校園內(nèi)一幢簡陋的紅磚平房里，前面是一片菜地，好像都是住家老師自己種的菜。兩家比鄰而居，一家兩間房子，后面搭了一個廚房。余老師是語文老師，她愛人是廖玦老師，教數(shù)學；李老師是數(shù)學老師，她愛人是郭德衡老師，教物理的。兩家都有兩個女兒，一大一小，單純可愛，在鄉(xiāng)村長大，都操著純正的普通話。兩家大人是朋友，小孩也是朋友。我們常常從食堂里端了飯，走進她們家蹭點菜吃。

　　余棻老師在我們心中是女神級的人物，她是湖南師院教授的女兒，長得漂亮，氣質(zhì)高貴，講普通話，很標準，給我們鄉(xiāng)里伢子很大的心理壓力。廖玦老師是個廣東人，五短身材，愛喝點酒。郭德衡老師經(jīng)常當著他們夫妻面感嘆：“鮮花插在牛糞上 !鮮花插在牛糞上!”廖玦也不生氣，很為插在自己身上的鮮花得意。廖老師家是華僑，有錢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他家有一臺進口大日立彩電。他每天喝點酒，紅彤彤的臉，撫摸著自己的大肚皮，大聲呼喚著她的小女兒，“喵!”小女兒的小名叫阿毛(貓)，大眼睛，黑黑的皮膚，五六歲大，單純可愛，是大家的開心果，更是爸爸的寶貝。廖玦和博哥是一個教研室的，關(guān)系親密，博哥常常仿著廖玦叫女兒的腔調(diào)叫他，“廖!”

　　李家翠老師卻是一個慈祥的大媽。在女兒面前是慈祥的，在學生面前是慈祥的，與我們年輕老師說話也是一派溫柔，她那慈祥的眼神望著你，你還沒有說話，就感覺你無限復雜的心思她都理解了。她對學生可以傾其所能。有一個鄉(xiāng)下的女學生，家里困難，患有崩漏的婦科病，李家翠老師給她熬了兩年的中藥，天天不間斷。每天上午課間，李老師端著熬好的中藥，橫過那片菜地，把藥送到教室。讓這個女生帶著健康的身體上了大學。李老師時時都是忙碌的身影，家里的重活都是她干。她在坪里做藕煤，郭徳衡老師跟在后面檢查質(zhì)量。她是家里的男人。郭老師體弱，做過胃切除，做不了體力活。郭老師清瘦的高個子，留著西式頭，戴黑框眼鏡。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在刷牙，一口潔白的牙齒很醒目。

　　上個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有兩個熱點關(guān)注。一是中國女排的比賽。我們擠在余棻老師家的大彩電前看女排比賽，滿屋子人歡呼聲可以掀開平房的屋頂。郭老師的心臟是不能承受這里的緊張氛圍的，他不時從門外伸頭進來，敲著手里牙刷和杯子問，“幾比幾?幾比幾?”有一天伸進來的頭是李家翠老師。李老師黑乎乎的臉，嚇了我們一跳。原來她從淥口街上買煤，租了手扶拖拉機押運回來，剛剛卸完車，馬上跑過來看女排比賽。二是文學。每一篇熱點小說都是我們熱烈的話題，不管什么專業(yè)的老師都是文學愛好者。我發(fā)表過小說，自然在話題中有些地位。但談論文學的主角是郭老師。雖然學物理的，文學素養(yǎng)很高，閱讀量很大，對作家作品很熟悉。他還有思想有見解，滔滔不絕，說到興奮處還有充滿感染力的笑聲。與郭老師聊天是一種享受。

　　郭老師是湘潭人，書香子弟，天分很高。因為出身不好，進不了好大學，只能學師范當老師。他教物理，李老師教數(shù)學，但李老師有什么數(shù)學難題都要找他。永遠都能聽到他爽朗的笑聲，他沉默的時候大約是他胃痛的時候。學校開教師大會，郭老師經(jīng)常是坐在那里低頭批改作業(yè)，一只手頂著胃部。很專注，好像完全沒聽校長在說什么。我們的校長叫劉奇俊，但看起來人并不奇俊，一個干瘦的鄉(xiāng)下老頭，還戴著助聽器。我感覺校長只管行政事務，教學上的事都是那班敬業(yè)的經(jīng)驗豐富的老師負責。校長很敬重一線的老師，他們才是教學的主人。劉校長的講話，經(jīng)常被低頭批改作業(yè)郭老師打斷。郭老師好像沒有聽講話，但劉校長關(guān)鍵的話他一句都不會放過。“劉校長，這個事應該這樣……”說完后，繼續(xù)低頭批改作業(yè)。劉校長會說，這件事就按郭老師的意見辦。于是接著講下一件事。這種情況經(jīng)常發(fā)生，郭老師不覺得自己唐突，劉校長也不覺得他無禮，在座的老師們也不覺得奇怪。一切自然，都是為了學校的事。郭老師學物理的，卻不會騎單車。李老師會，到淥口街上買東西都是李老師的事。在一中工作的一項基本技能就是騎單車。離淥口不近不遠，沒有公交車，只能騎單車。我們搞個集體活動，比如到淥口看電影，單車隊就出發(fā)了。我們想用單車帶郭老師，他是不會同意的。一個人大步流星出發(fā)了。我記得他搭過一次單車。第二年分配來一個新老師，叫翁少平，我們叫他翁少爺，簡稱翁少。有一次，翁少一定要郭老師上他的車。騎車上了淥江大堤，兩人一起摔在堤上。郭老師爬起來，滔滔不絕地從力學的角度，詳細分析了翻車的原因。翁少一直都沒有機會釋放滿腹的歉疚。

　　翁少年紀很小，比在讀的中學生大不了幾歲。都是文學青年，我們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他表面不拘小節(jié)，其實很細心；看起來像條硬漢，其實很溫情。我們見了劉校長很隨便，他見了很惶恐。因為剛報到的第一天，床鋪沒安排好，劉校長就要翁少跟他搭鋪。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翁少伸腳蹭到一個軟軟的板寸上，覺得特別舒服。夢里不知身是客，翁少不停地用腳背蹭那一個板寸。直到劉校長吼一聲“搞什么鬼!”翁少才從似睡非睡中驚醒，知道那個舒服的板寸是劉校長的頭。年輕人總是睡不醒，第二段趣事也與翁少的睡眠有關(guān)。有一天翁少來了一個同學。睡到第二天早上，翁少在被子里踢他一腳，“去給我上一節(jié)課!”翁少只告訴他教室，同學馬上乖乖地去上課。劉校長早上查課堂是雷打不動的，查到翁老師上課的教室，一臉的疑惑，就不認識這個講臺上侃侃而談的小伙子是誰。有了這兩件事，翁少看見劉校長就拐彎。

　　其實，在一中教書之初，我也有一件事耿耿于懷，不能釋然。我教的是一個慢班，學生成績很差，一般來說，考大學是沒有希望的。我又是一個教學新手，沒經(jīng)驗，也不投入。一心想當作家，心思都放在寫作上，教學是應付。那天講《過秦論》，沒有備課，對“過”字望文生義，解釋成“經(jīng)過”的“過”，毫無知覺。課間休息上廁所，一個學習成績不好，平時與我關(guān)系不錯的男生跟我并排站著撒尿，他說：“易老師，你解釋錯了，不是經(jīng)過的過，是過錯的過。”我一下醒悟過來，羞愧得趕緊撤離。聽到后面有同學開玩笑，易老師撒尿比學生還快?；氐街v臺，自信心徹底崩潰，沒有膽子繼續(xù)講課，宣布自習。這是我教師生涯的痛點，它時時提醒我不備課不能上講臺。師道尊嚴與學生一起撒尿不會丟失，大言不慚地在講臺上向?qū)W生傳授錯誤知識真是斯文掃地顏面喪盡!夫子說“不貳過”，有這次慘痛教訓，“過”字自然不會再解釋錯了，從此也再沒有犯過不備課就上講臺的錯誤。

　　所幸的是教學生涯一開始，就遇見了以郭徳衡李家翠夫婦為代表的優(yōu)秀教師群體。他們有豐厚的學養(yǎng)、高尚的師德和一絲不茍的責任心。特別是他們在艱苦環(huán)境中那種安貧樂道的積極生活態(tài)度，給了我深刻的影響。他們是一些精神生活很豐富的人，在物欲橫流的當下，更覺得那些普通知識分子的可貴。應該怎樣當老師，應該過怎樣的生活，他們給了我一個標準。30年來風風雨雨，面臨各種考驗和選擇，自己能夠守住底線，回想起來，與他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李家翠老師后來好像當了很長時間的株洲縣人大常委會兼職副主任，這可能是一個普通老師受到的最高肯定和尊榮。夫婦倆退休回到了李老師的老家昆明定居。前兩年他們回過一次株洲，是他們的學生接過來的，參加學生們一系列的活動。翁少平請他們吃飯，邀我作陪。郭老師70多歲了還是那種做派，高談闊論，笑聲爽朗，但已經(jīng)有些龍鐘了。李老師說他后來又做了手術(shù)，胃基本切除了，所謂吃飯只是一個形式。我們喝酒，郭老師看我們吃，他說話。一如往昔，所談皆家國大事。李老師一如既往充當保姆角色，關(guān)注郭老師的一舉一動。我們十分羨慕郭老師，被一個女人精心照顧一輩子，大丈夫當如是也!

　　我在一中只當了兩年老師，帶了一個畢業(yè)班。那時高中只有兩年，我記得畢業(yè)時也有四五個學生過了預考。預考后就是與快班一起上課了，有不有考上大學的我不記得了。但有一個學生考上大學完全是在我的幫助下成功的，是我當老師的第一份成績。那一年招飛，我們班的晏壽林同學居然體檢過關(guān)了。萬里挑一，比考大學都難。但是晏壽林是個農(nóng)村小伙子，在我們慢班成績都是中流，文化要過關(guān)是一個大難題。但晏壽林是個有性格的倔強學生，我們師生長談，一定要把握人生中難得的機遇，只有一條路，努力學習。學生拼了命，我這個老師也一路陪同，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幫助。通過幾個月的努力，晏壽林居然考上了!我也第一次體會到一個老師成功的喜悅。晏壽林成為航校的學員，畢業(yè)后成為飛行員。轉(zhuǎn)業(yè)后到了檢察院，現(xiàn)任石峰區(qū)法院的副院長。幾十年，我們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從師生關(guān)系發(fā)展為朋友關(guān)系。晏壽林是我一中教學生涯的深刻記憶，他讓我找到了當老師的感覺和自信。

　　一個同事翁少平，一個學生晏壽林，雖然相處不到兩年，卻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有些人幾年不見就完全變了，完全不對味了。但翁少平和晏壽林身上好像有一種特殊的防腐劑，優(yōu)良的品質(zhì)和性情幾十年不變。不管處在什么地位，相隔多長時間，只要一聯(lián)系，一聽聲音，就能感到還是那一個本真的他，那個可以托付一切的朋友。

　　翁少平幾年后也離開了一中，當了記者，現(xiàn)在是《株洲日報》的副總編，一個盡職盡責的丈夫和父親。我和博哥曾住一個房間，也看到他對學生對家庭的那份責任心，他以后當了校長、縣教育局長、縣委書記，繼而任株洲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路仕途順暢就不足為奇了。他是一個愛家庭愛學生的人，仕途走多遠，心中都會有準星的。夏雨可能是在一中待得最長的，她好像完全融入余老師和李老師的家庭，成了她們的大女兒，四個小姐妹的大姐姐。她在一中成了家，后來兩口子調(diào)回了長沙。女兒在美國定居了，她好像去了美國。

　　我調(diào)到了妻子單位湘江氮肥廠子弟學校工作，開始了我教學生涯的第二站。30多年，小學、中學、大學都教過，三分之二的時光都是在校園度過的。校園改變了我的觀念，漸漸明白作家是屬于少數(shù)天才的職業(yè)，而教師職業(yè)的大門是面向普通人敞開的。每一個普通人通過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為一個好老師。我發(fā)現(xiàn)作家是痛苦的，越是好作家越痛苦。好作家要荷擔人類的苦難，個人生活常常是不幸的；而好老師是幸福的，它是一個神奇的職業(yè)，你付出越多收獲就越多，既可以滿足塵世養(yǎng)家糊口的基本要求，又可以滿足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越是好老師生活越幸福。老師可以是俗人的面目，也可以有圣人的境界。但好老師包括學識的要求，做人的標準和生活的態(tài)度，需要你在日常教學生活中慢慢修煉，也是不可須臾放松的。

　　執(zhí)教之初，我有幸在一中遇見了一群好老師，做好老師的追求自覺不自覺是從一中開始的，很懷念那一段寶貴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