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張猛導演，周冬雨特別出演的電影《陽臺上》將于近期上映。該電影改編自作家任曉雯的原著小說《陽臺上》。視角聚焦于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掙扎、喜怒哀樂。

“《陽臺上》寫于八年前，那段時間各地發(fā)生很多拆遷的事件，于是便萌生了以‘拆遷’為由頭創(chuàng)作小說的想法。事實上，在我的很多作品里面，最初的靈感都來自社會現(xiàn)實和新聞事件。”

評論家李偉長說：任曉雯的小說特別容易讓我想起另一位小說家沈從文。沈從文說自己寫了很多“下等人”的故事。當年叫下等人，現(xiàn)在我們習慣用的概念是普通人、底層等等。任曉雯是謙虛的，她說最理想的讀者是她自己。她既不愿揣測讀者的心思，也不愿有意遷就讀者。

《陽臺上》《好人宋沒用》《生活，如此而已》《浮生》……任曉雯的每本書總少不了關于底層小人物的書寫。她的小說與時代緊密相關，但這種緊密又總非刻意，單純地為了結合而迎合。

就好像一個好的小說家骨子里總要透著一股韌勁與傲氣。不取悅某一些人、不取悅讀者、不取悅評論家，不取悅某個時代，甚至不去嘗試激勵，或者鼓勵別人。如果是苦難，她就書寫苦難本身；如果是勝利，她就對準勝利本身；如果是歡樂，她就呈現(xiàn)歡樂本身……

“我認為在小說中嘲諷或者控訴，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態(tài)度。小說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同情、憐憫、感同身受。在我創(chuàng)作小說的時候，我永遠都不會覺得我是更高、更正確或者更接近真理的那一方。”

畢竟，當我們想要控訴時，我們的控訴總受制于控訴對象。而隨著時間推移，一旦控訴的對象發(fā)生變化，曾經(jīng)的控訴便在時間的流逝中失去意義。當我們想要贊揚時，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小說的敵人不是讀者，也不是評論家。它的敵人是時間，漫長的時間。

（8月16日，上海圖書展第二日，作家任曉雯《陽臺上》新書發(fā)布會于上海展覽中心舉行。評論家李偉長和本書作者任曉雯出席活動，與各界讀者分享了關于《陽臺上》的閱讀感悟。）

 

序

關于《陽臺上》

此版《陽臺上》中的作品，曾發(fā)表于《花城》《鐘山》《上海文學》《人民文學》《南方人物周刊》《財新》等，并被翻譯成英文、俄文、法文、瑞典文、意大利文等。由押題短篇《陽臺上》改編的同名電影即將上映。

與2013年的初版相比，這一版有若干篇目變動。兩個版本都以我三十歲以前的作品為主。雖然這些作品也受到過鼓勵，但當人屆中年時再拿出來，未免令我心虛。我在向前走，在不斷更新，在將自己甩到身后。

回顧過往，總帶了點悔其少作的遺憾。不過按照奧登的看法，詩人的成熟過程“要一直持續(xù)到老。”小說家應該同理亦然吧。這樣說來，悔其少作倒要被視作優(yōu)點，甚至可能將是寫作生涯的常態(tài)。我也有理由克制一下自己的遺憾了。

在有些作家看來，寫作的關鍵詞是才華和激情。我卻愿將寫作當作一項中老年人事業(yè)。相比年輕的狂放肆意，我更愛中年的審慎勤勉。年輕時倚仗才華和激情而就的文字，總讓今日之我感覺有道跨不回去的溝壑。

這不能僅僅用“風格變化很大”或者“趣味回歸傳統(tǒng)”解釋——雖然不少人正是如此解釋我的變化的。所謂變化不過是學習和探究的過程。

我對風格并不自我設限。我不在意“現(xiàn)實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先鋒”“傳統(tǒng)”。我只在意表述的效果。為此，我可以“不擇手段”。

這也是為什么，在《陽臺上》這本集子里，作品和作品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這是一個寫作者初入文學腹地之后的左沖右突，是直覺性的生命記錄。

最讓我欣慰的是，那時我曾以一種天真的驕傲來堅持趣味。

一二十年的跌打滾爬，并沒有讓我改變。很高興我還是那個固執(zhí)己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