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佐藤慎一認為，“五四”以來中國出現(xiàn)兩種知識分子，一為陳獨秀類，一為陳寅恪類。陳獨秀曾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教授，對他來說，知識分子意味著改變處于政治世界的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這是常量，至于在什么領域實現(xiàn)其責任與使命，反倒是可變的函數。陳寅恪卻以一人之獨立意志，確立了另一種知識分子的范型。對于他而言，知識分子首先是學者，學者的工作不能混雜政治見解，應該按照學術自有的純粹的學問邏輯和步驟行事。

　　其實，還有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李雪濤教授看來，中國現(xiàn)代學術其實有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陳寅恪這樣的，一種是胡適、梁啟超這樣的。陳寅恪一生只用古體文做學問，安身立命于學問世界。而胡適卻在治學之余，倡導白話文運動，傳播大眾文化，開民智亦是其一項十分重要的使命。

　　若不是受到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啟發(fā)，李雪濤新近出版的《思想斷章》一書，或許還是被他擱置起來的“抽屜文學”。李雪濤走上學術道路時，正是一個劇烈轉變的時代，在這激蕩、熱燥的轉型時期，他的求學問知道路，烙下了鮮明的這個時代親歷者大多具有的屬性。對于學者的思考，讀者看到的通常只是成篇、成冊的學術著述。至于學問的底色、著述者的心路歷程、思想的激烈碰撞、經歷歷史時刻的跌宕悲壯等因素，是如何塑造了“這一位”學者，其過程則大多沉積于冰山之下，鮮能被外界所知?！端枷霐嗾隆芬粫鴦t以一種雜糅了西方箴言體的中國古代小品文的形式，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學者思想帷幕的一角，展露了李雪濤30多年的心路歷程。

　　雖為斷章，然各章之間隱含了一種內在的一致性。李雪濤將內容分為“如是無聞”、“美與憂郁”、“時間-空間”“四海之內”“知識分子”“過眼煙云”“多層意義”“自我-他者”“生死之間”“歷史記憶”等。這些主題或許不能囊括一位學者型知識分子在現(xiàn)世人生的全部內容，然而自西徂東的深刻體驗，釋史詩哲的糅合式沉思，輔以文人雅趣的底色，一幅當代中國學者的性靈和個性的情景就躍動在讀者眼前。

　　20世紀，士大夫及其所代表的傳統(tǒng)走進了歷史，過去與現(xiàn)代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斷裂。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多為“尤利西斯式”的流浪者，在文明的“荒原”既找不到可以回去的“家園”，亦未踏出一條通向未來的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代知識分子甘于安守僵局。李雪濤一直在思索如何與斷裂的傳統(tǒng)建立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不是一種“鄉(xiāng)愿式”復原的企圖，而是一種“情境化”的“重構”。具體到知識分子個體對傳統(tǒng)文脈的接續(xù)，他強調傳統(tǒng)的審美、古典詩詞歌賦的修養(yǎng)。1920年代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考察完中國回到瑞典后，在書桌前完成《龍與洋鬼子》時，對文化傳統(tǒng)中的審美的喪失感到無比擔憂。這也正是李雪濤教授的擔憂，在他看來，宋元山水的境界、含蓄內斂的審美，理應是我們現(xiàn)代人“教養(yǎng)”的一部分。

　　李雪濤常常談到，學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做好學問，帶好學生是也。至于做學問，他尤其推崇陳寅恪所說的學術研究的二原則：一是追求德國學者特有的Genauigkeit，即“精確性”；二是德國學者的 Gründlichkeit，即 “徹底性”。他是這一德國傳統(tǒng)的踐行者。在院里的新生歡迎會上，在給全校研究生的通開課上，在師門的沙龍上，在很多學術場合，他都在談“精確性”和“徹底性”精神。在他看來，這兩條原則不僅適用于學術研究，任何人在面對自己的職業(yè)時，都應該保持一種精確性和徹底性的職業(yè)精神。

　　在北外歷史學院成立之際，全球史研究院趕出了一份 《三周年志慶》，在封底內頁，李雪濤教授刻意放了一首歌德創(chuàng)作于1827年的《上帝和世界》，節(jié)選的中譯文如下：

　　遼闊的世界,宏偉的人生/常年累月,真誠勤奮/常常周而復始，從不停頓//忠于守舊/而又樂于迎新/心情舒暢，目標純正/啊，這樣又會前進一程!

　　這濃郁的浮士德式的進取精神，何嘗不是李雪濤對學術的態(tài)度呢。學者需要清晰自己的使命，即馬克思·韋伯所言之 “以學術為志業(yè)”。大學的學術生涯對每一個人來講都是發(fā)狂的、毫無把握的冒險，韋伯要求所有想從事大學教師職業(yè)的人都應當有良好的心理準備，將學術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志業(yè)。李雪濤通過歌德這首詩，想表達的或許是只有那發(fā)自內心的對學問的獻身。

　　李雪濤每日清晨6點來鐘就來到了辦公室，晚上10點準時離開辦公室，周末節(jié)假日從來如此，即使春節(jié)若不是被家人召喚幫忙，他總在辦公室埋頭案幾。自從成立了研究院，意味著這些時間常常被行政工作占用，他卻很少抱怨。李雪濤對此有著自己的思考。他曾舉例歐洲兩所大學的某系，一所大學的系主任，經過十年多時間，自己著作等身，但系里的教授席位卻從兩個削減為一個，而另一所大學的系主任，經過十多年的發(fā)展，自己最大的成果依然還是教授論文，但系里的教授席位卻從一個增加到了三個。他認為，作為一名學者，除了學術之外，也要為自己的學院和學生做一些外圍的工作，這些看似“浪費”時間的雜務，其實很能顯示出一個人的學術潛質。作為院長，當然有責任帶領自己的團隊獲得發(fā)展，這其中付出的看似無謂的時間其實是很必要的。

　　這種執(zhí)著，除了對學術持久的熱愛、出任院長的擔當，當然離不開來自德國傳統(tǒng)的浮士德式的進取精神。

　　但對一名學者來說，執(zhí)著于學術事業(yè)的同時，亦需學會“放下”。塵世喧囂和功名燥熱無時不在沖擊著每一個人，在《思想斷章》中李雪濤記錄了自己對此問題的思考。學者需要以清靜眼清楚知道人生中的諸多事諸多欲，哪些是可為，哪些是可不為，哪些絕不可為，這種界限亦是學者的底線。

　　李雪濤在大學讀書期間，曾在廣濟寺閱藏。在德國波恩求學的2000多個日夜，寧靜的小城是他研習佛經的理想之地。對他而言，萊茵河里粼粼的波光，就是洗凈 “熱鬧心”的那缽 “冷泉水”。“舉重不持重”，這種“放下”的智慧，讓他以一種淡然溫和的心態(tài)與這個世間的紛爭、誤解和苦難達成諒解。當下“佛系”遂成為一熱門詞匯，但實際上媒體所談的“佛性”與佛之真諦大概是南轅北轍。李雪濤以其佛學研究的功底，詮釋了一名當代“佛系學者”應該有的樣子，除了學會放棄、獲得自由的參悟之外，一定是飽含著浮士德式的精神：在自己感興趣且有意義的領域不停地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