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他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雄渾的筆觸描繪了一幅激昂慷慨、悲壯動人的北大荒墾荒圖，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

　　1983年，他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發(fā)表后反響熱烈，評論界認為這部作品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開拓出了新的境界。不僅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在次年獲得了第五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

　　1988年，由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雪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時萬人空巷，劉歡也因完美演繹該劇主題曲《心中的太陽》，奠定了自己在流行樂壇的地位。

　　30年后，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人世間》面世，他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0年底，獲獎僅僅一年之后，71歲的他又出版了全新的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書影

 

　　他是梁曉聲。四十年前，他已然獲得了累累的榮譽，也樹立起自己的文學風格。但四十年來他始終沒有中斷過觀察和創(chuàng)作，他是當代中國作家中當之無愧的“常青樹”、多面手。但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他卻說：“我只想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用自己的筆，寫形形色色的人，給更多的人看。”

　　上復旦，其實很“偶然”

　　1949年9月22日，梁曉聲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這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在太年輕的時候并沒有顯露出特別的文學才華，他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喜歡讀書，喜歡給別人講故事，也喜歡鋪開稿紙沙沙沙寫作的美好。但梁曉聲強調(diào)說自己當時只是一個普通兵團戰(zhàn)士，“我不是脫產(chǎn)搞創(chuàng)作的，每天要跟大家一起勞動。”

　　梁曉聲甚至找不到自己發(fā)表在《團戰(zhàn)士報》上的唯一一篇被收入《知青文學創(chuàng)作作品集》的短篇小說《向導》。幸好，有一個人看到了。1974年，一位復旦大學的招生老師為了替中文系創(chuàng)作專業(yè)招收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學生，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chuàng)作作品集，在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中發(fā)現(xiàn)了僅三千字的《向導》。為了去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他乘了12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八九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再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才從黑河輾轉到了梁曉聲所在的團。

　　“第四天的上午，我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我，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見我。一點沒抱期待，當時甚至我都不知道南方有所復旦大學。”

　　“但有人跟我談文學，我很高興。”梁曉聲與這位理工科出身的老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暢談了一個半小時作家與作品，“我后來知道，他去見了團里的領導，當面表達了這么一種態(tài)度——如果復旦大學決定招收該名知青，那么名額不可以被替換。”梁曉聲后來還知道，那篇自己都找不到原稿的文章，或許是因為超前的環(huán)保意識打動了這位老師，“當年中國人的詞典里根本沒有‘環(huán)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里也沒有。只不過所見之濫伐現(xiàn)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寫的題材，只因為熟悉

　　就這樣，沒有“關系”，沒有后臺，梁曉聲卻一步邁入了復旦大學。“復旦，可以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起碼，改變了我的命運。”他如饑似渴地“泡”在中文系自己的小圖書館里，拼命讀書，也盡情寫作。他說自己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我很喜歡上海的日常生活，有煙火氣。”但被問及為什么不從“上海”開始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梁曉聲嚴肅道：“我想我寫不好上海。第一語言就不行，第二那我的觀察不行。我能看到它的表象上的變化、成長，卻好像一直沒有辦法捕捉到這座城市的肌理。”

　　他還來不及多了解一些上海，就離開了。“1977年，只有一個留校名額，老師們選擇了我。但很遺憾，我不能留校，爸爸媽媽需要我。哈爾濱又沒有可以分配的工作，于是我選擇了北京電影制片廠，可以離家近一些。”梁曉聲特地補充說，“這不是家鄉(xiāng)觀念，是‘家’的觀念。”他還說，他最看重的人的品質(zhì)是，“善良”。

　　很快，他從自己最熟悉的知青生活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畢竟從1968年到1974年，從19歲到25歲，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那一方黑土地上。很快，他筆下那些善良的、正義的，不畏痛苦和艱難，始終懷抱著理想與樂觀的知青，一次次打動了全國讀者。他走紅、得獎，作品被改編，更加走紅。毫無疑問，他是“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對此，梁曉聲只是說：“那個時候，‘知青’身份還是昨天的事兒，我的社會關系還是‘返城知青’。剛參加工作，還沒有真正融入社會。那個年代寫知青題材，很親切，很熟悉。”但后來，他寫過大量的社會時評，他寫過《中國生存啟示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忐忑的中國人》《掃描中國女性》……他更樂于用自己的文字去記錄社會的發(fā)展，記錄時代的變遷，“在年輕時候，也有過功名心。短篇得獎了，我要寫個中篇去沖擊一下，又得獎了，那我要再寫一個長篇，想要贏得認可。但到了55歲，我就想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

　　65歲，開寫三卷本

　　他說，自己一直有一個心愿——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五六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

　　《人世間》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曉聲是手寫的。一座北方省會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頁的稿紙上跌宕起伏。從20世紀70年代到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梁曉聲一寫就是50年的歷史跨度，“我是個老派的人，到今天還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紙手寫。寫了三年，寫到最后，寫得手已經(jīng)不聽使喚了。”最累的時候，每十天半個月要去按摩放松一下身體，但他堅持了下來。因為，他想要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他想要借由筆下的普通人發(fā)出最普通的一問，“人可以是什么樣?人應該是什么樣?”

　　做個好人，做個良善的人，是梁曉聲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間》中想傳遞的信念。梁曉聲說，寫作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跟自己對話，是否依然相信書中自己所樹立的人物言行，“到70歲了我依然相信，這讓人很愉快。”

　　70歲，又一部長篇

　　七十歲了，梁曉聲還在孜孜不倦地創(chuàng)作。2021年1月，梁曉聲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的又一部長篇力作《我和我的命》出版。二十幾萬字，故事好看，人物鮮活，生活感強。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貴州山區(qū)，因是女孩兒被父母遺棄，不料因禍得福，從農(nóng)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變，讓她的命運走向變得復雜起來。長大后，主人公無法承受養(yǎng)母去世、養(yǎng)父再婚，親姐姐、姐夫接二連三地親情“脅迫”，從大學退學，到深圳摸爬滾打，無意中成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見證了各種傳奇。

　　在書中，梁曉聲通過主人公之口，表達了很多對社會、命運和“活著”的看法。小說中說，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jīng)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他努力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寫出了人的奮斗和自修自悟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命題看似宏大，但其實梁曉聲的立足點卻很小，“我想通過這本書，寫平凡的人，寫他們的價值所在。”他說，“我們身邊有一些平凡的人，他們在努力地生活，他們在某一些時刻，做了一些偉大的事情。這值得被記錄。”他還說，不是所有人奮斗，都會成功，但一個人努力、奮斗、安身立命，幫助親人，我認為很了不起。”

　　年過七十，也寫過許許多多作品，但梁曉聲的語氣里，還住著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他說：“社會發(fā)展太快，年輕人容易迷失、拜金，一定要有人發(fā)聲音。”他說，太陽底下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是平等的，“每一份自強和善良都是值得被歌頌的。”

　　記者手記：總有寫的沖動

　　梁曉聲是一位特別溫柔感性的人，他說，“七十歲了，我還會非常思念母親。偶爾回憶起，我小時候讓母親操心了，惹母親生氣了，我心里還會非常憂傷。”

　　梁曉聲也是一位特別理性嚴苛的人，是一位非常勤奮的作家，寫作于他就像是穿上了紅舞鞋，停不下來，“除了做家務和必須參加的社會活動，我創(chuàng)作的時候，一天寫六七個小時，上午寫五頁，下午寫五頁。”

　　但他又是一個不敢再給自己設定宏大目標的人，“野心還有的。疫情時候在家看‘哈爾濱編年史’，嘩啦嘩啦讀下來，我就覺得，這個城市，太好了，有寫的沖動。”不過他立馬笑了，“這不可能了。真動筆，三四年寫下來，怕身體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