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記者拜訪了百歲“詩娃娃”——詩人圣野。

　　盡管如今以居家為主、外出不多，但在詩的國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遙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詩化家鄉(xiāng)、詩化中國”的夢想。

　　蘇州河畔，光復西路，一間朝南的臥室兼書房，透亮的窗臺邊，那張壓著透明玻璃板的柚木書桌，就是屬于圣野的詩的“園地”。不久前，圣野度過了自己的虛歲百歲生日，距離他“做一百歲到一百十五歲的詩娃娃”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記者登門拜訪這位“詩娃娃”。見到來客，圣野從書桌上拾起一本小小的筆記本，擰開筆蓋，一起遞過來：“給我寫幾句話吧，隨便什么都行。”

　　這本藍皮本子的封面貼著標簽“百字文，圣野”，翻到最新一頁，上面寫著“天亮——天亮最可愛，亮點化為詩”。

　　“無拘無束，詩就是從生活里來的。”這是圣野在將近80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里一直信奉的。

　　和記者告別之際，圣野又拿出了他的小本子，坐到書桌前，揮毫寫下八個字——“無高不就，無詩不到”，又有些調(diào)皮地補上落款：“圣野的吹牛詩”。

　　東陽走出的“小朋友”

　　百年前的浙江東陽李宅鎮(zhèn)，是一個有500戶人家的江南大鎮(zhèn)。神壇街有一戶周姓農(nóng)家，1922年，家里誕生了一個男孩，排行第六。東陽話里，“六”與“鹿”同音，家里人叫他“大鹿”“鹿鹿”。

　　在大鹿的記憶里，小時候，自己家的門口，常年掛著一張“詩禮傳家”的斗方。對六兄弟，父母有個要求：每個孩子至少讀到小學畢業(yè)。

　　大哥讀過《聊齋》，一有空就給大鹿講蒲松齡筆下的奇聞逸事。五哥槐庭和大鹿相差三歲，對他影響最大。除了結(jié)伴上學，他倆還會參加一些簡單勞作，采棉花、摘絲瓜，干完農(nóng)活，就在田間嬉戲，時常帶些會蹦會跳會唱歌的小動物回家。童年的大鹿沒有寫過詩，但與閱讀、大自然做朋友的時光，就是一首永遠寫不完的詩。

　　讀了幾年私塾之后，周家父母把槐庭、大鹿兩兄弟送進了李宅小學。在李宅小學，大鹿學唱的第一首詩，就是登在《小朋友》創(chuàng)刊號上，由陸費逵作詞的《小朋友》。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愛看《小朋友》雜志的周大鹿小朋友，后來成了一位叫圣野的詩人，成了《小朋友》的主編。

　　當年的李宅小學，離李宅宗祠很近。宗祠西側(cè)有段高踏步臺階，上頭的青色板石條，被村民們磨得锃亮。圣野把它叫作“百步階梯”，多年后為它寫了一首詩：

　　村里最好玩的地方

　　要數(shù)那一條百步階梯

　　爬上梯頂

　　可看到村子的全景

　　走下階梯

　　能聽到祠堂的大戲

　　我喜歡來到階梯

　　上上下下

　　做著一個

　　最最快活的游戲

　　今年5月，圣野的學生、忘年交魯守華剛爬過這段臺階。這位年過花甲的童詩研究者、推廣者感慨，來過詩人的家鄉(xiāng)多次，不止一次登上過這段高高的臺階，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樣：“或許，這就是詩的神奇之處。”

　　圣野對孩子、對童詩的愛，如癡如醉。在童詩界，大家都知道，只要哪里有兒童詩的活動，請到圣野，他一定會去。2017年，96歲的圣野還曾回到故鄉(xiāng)、母校，和孩子們一起寫童詩、朗誦童詩，分享童詩帶來的快樂。

　　全國各地，受過圣野指導、幫助的作家、詩人、小朋友不計其數(shù)。某種程度上，魯守華就是被圣野和他的詩，改變了人生軌跡。20世紀60年代，魯守華是天山一小的一名小學生，圣野夫人方彩香是他的語文老師。放學后或周末，班里的孩子們常常到方老師家中寫作業(yè)。20世紀90年代初，魯守華帶著剛上小學的兒子找到了老師，兩代人因為詩重新聯(lián)系在一起。

　　在圣野的眼中，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詩人。在他的指導下，魯守華的兒子寫了十本“一句話”日記。追隨著圣野，成年后離詩已經(jīng)很遙遠的魯守華也重新拾起了自己的文學夢。

　　“兒童詩的事業(yè)，就像接力賽。要有人寫，有人傳播，把這個事業(yè)接力下去。”這是圣野對后輩們說得最多的話。

　　一晚上最多寫了160首詩

　　圣野開始寫詩，是在中學時代。

　　當時，金華中學為了躲避敵機空襲，搬遷到了鄉(xiāng)下。1941年秋天，圣野在金華蒲塘念高一，到書局買了一本《詩創(chuàng)作》，讀到了艾青的詩，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他與高中同學發(fā)起組織“蒲風詩社”，編印《蒲風》油印詩刊，有一回，詩興大發(fā)，一晚上連著寫了19首詩。不久，他寫了一首回憶童年的詩，寄到報社。

　　1942年3月23日，《前線日報》“學生之友”版發(fā)表了這首《悵惘》：

　　白天，

　　我自記憶的柵欄里牽出白羊

　　撫摩他，愛他，惜他

　　然而事實卻擯棄了他

　　悵惘撒下了網(wǎng)

　　夢里，

　　白羊自來湊近我了

　　親我，愛我，吻我

　　突然，白羊被隔開了

　　我詛咒那一道真的墻

　　我又成了悵惘的俘虜

　　對于自己走上詩壇的處女作，圣野后來解析道：詩中的“我”和“羊”實際上暗喻著現(xiàn)實和理想。從詩中的“我”與白羊相親、相愛的關(guān)系，不難感覺到隱藏于其中的一份童心，感覺出當時的他帶有進步的思想與浪漫主義的文學氣質(zhì)。

　　高中三年級時，圣野的同學魯兵從浙南流浪回來，拿著一份自編自印的《岑風別刊》作為見面禮。他們一起暢談文學理想，一起朗讀珍藏在案頭的手抄本：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田間的《給戰(zhàn)斗者》等。兩人很快有了共同語言，自寫自刻自印，辦起了油印的文藝刊物《岑風》。

　　1946年，在浙江大學師范學院英語系學習期間，圣野與魯兵一起參編《中國兒童時報》，負責“自己的崗位”欄目——專門刊登小朋友寫的作品。圣野看小作者的來稿，還經(jīng)常走訪學校、幼兒園、孤兒院等，做義工、教學觀摩。為了幫助小作者提高寫作水平，編輯部展開“割胡子運動”。圣野專門寫文章告訴小朋友，要寫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用自己的語言來寫，要是一副大人腔，就像小孩子長了大胡子。

　　1949年3月，圣野離開杭州，參加浙東游擊縱隊金蕭支隊。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部隊從事文教宣傳工作，同時繼續(xù)著兒童詩創(chuàng)作。1950年，中國兒童書店為圣野出版了第一本兒歌集《燈花開》。1955年3月，他的詩集《歡迎小雨點》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歡迎小雨點》《捉迷藏》等詩作，受到陳伯吹先生“嘆觀止矣”的熱情評價。

　　1957年，圣野轉(zhuǎn)業(yè)到少年兒童出版社，舉家搬至上海。年底，他從魯兵手中接編《小朋友》，直到1986年離休。

　　離休后，圣野依然活躍在童詩界。他走到哪兒，詩的種子就撒到哪兒，除了應(yīng)邀擔任《兒童詩》雜志顧問和《中國童詩》名譽主編，指導全國各地幾十所小學開展兒童詩社活動，還先后和同伴們張羅了八屆全國小詩人夏令營活動。

　　在小詩人夏令營里，圣野一個晚上最多能寫160首詩。因為160個小營員個個可愛，哪一個他都舍不得落下。

　　孩子寫他：“爸爸給我吃醉雞/我不肯吃/因為/我怕吃醉了/寫出一首醉詩/把圣野爺爺醉倒了。”

　　他回贈一首：“她像一面/胖乎乎圓滾滾的小鼓/用詩把自己/咚咚地敲響。”

　　有一年參加夏令營，他不慎在火車站摔了一跤，左股骨骨折，在醫(yī)院躺了17天。這一跤又“摔”出了一首詩——

　　“老人最怕摔跤/可小孩卻說/摔跤最好玩/我們小孩/就是在摔跤中長大的。”

　　一個本子，一桿“槍”

　　圣野的床頭，除了各種各樣的詩集，還有一摞壘起來的筆記本。那是圣野的“小詩本”——“長只有兩寸/寬不到寸半/本子小/天地大/騎著詩馬走天下”。

　　多年來，圣野有個習慣：哪怕已經(jīng)入睡，在夢鄉(xiāng)里，只要想到什么句子就會立刻摸出小小的筆記本記下來——“一個本子，一桿‘槍’/還像當年游擊戰(zhàn)，枕戈以待旦”。

　　對圣野來說，詩就是生活。詩歌于他，如影隨形，分不清誰是形，誰是影。

　　“我對找上門的撲過來的詩，是毫不放松的。”圣野說。吃飯時，腦子里突然來了靈感，他把碗筷放下，先把想到的句子記下來。家人說：飯菜涼了，能不能吃完再寫?他說：“飯涼了，能熱一熱再吃；詩涼了，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兒童文學作家張弘聽過一則關(guān)于圣野的軼事：20世紀80年代，在少年兒童出版社當編輯的圣野，去馬路對面的小店買了幾兩餅干，營業(yè)員周到地為他裝袋包好。誰想一會兒他又折回來了，包餅干的紙被撕下了一圈，油光光的小紙條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營業(yè)員同志，你的服務(wù)太好了，我為你寫了首詩，朗誦給你聽!”

　　沒人考證過這個故事的真假，但聽到的人都覺得很可信。因為這個老人說過：詩就像打火機，一觸即發(fā)，哪能思前想后的。

　　對圣野周圍的人來說，圣野可能就是詩。張弘是在多年前中文版“芝麻街”的創(chuàng)作會上認識圣野的。在她的印象里，那時的圣野總是斜挎?zhèn)€包，笑瞇瞇地聽著年輕人說話。一周創(chuàng)作會，大家都要“交作業(yè)”。張弘的一篇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圣野誠懇發(fā)問：“張弘同志，向你請教一下，你是怎么構(gòu)思出來的呢?”

　　“那么圣野老師，您能不能先告訴我，為什么你寫詩，隨身總帶著兩本本子?”張弘反過來問他。

　　“一本是我自己寫的詩，另一本就是把我聽到的、看到的你們的好詩都記下來!”圣野笑道。

　　“我要朗誦了!”圣野宣布。了解他的作家梅子涵趕忙搬來一把牢靠的木椅，扶他站了上去。借著這椅子做成的“臺階”，圣野一個跨步站到桌上，成了高大的“指揮”。他使出全身的力氣，誦出詩的節(jié)拍，讓全場化作了詩的海洋。

　　兒歌童謠可不是“小小兒科”

　　“圣野爺爺，你為什么喜歡寫詩?”孩子們問他。

　　圣野說：“我愛孩子，我愛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

　　“圣野爺爺，你喜歡寫什么樣的詩?”孩子們接著問。

　　“我喜歡寫美的詩，有趣的詩，有意義的詩——對孩子有教育意義的詩。”圣野回答。

　　2009年，圣野被授予第23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杰出貢獻獎。“從1942年春天發(fā)表第一首詩《悵惘》開始，我寫下了上萬首詩。我的這些詩，都是獻給親愛的媽媽，獻給扶我健康成長的黨，獻給最偉大的母親。”他的獲獎感言這樣說道。

　　今年春節(jié)前夕，在圣野家中舉行了一個特別的生日會。來自長寧區(qū)適存小學的黃秋涵、蔡星凝兩位小同學為圣野戴上了鮮艷的紅領(lǐng)巾，朗誦了他的詩歌《升旗》《火車頭是共產(chǎn)黨》。“小板凳啊四方方/接在一起長又長/條條板凳當車廂/小小乘客上車忙……”清亮的童聲點燃了圣野的詩情，他也大聲朗誦了一遍《火車頭是共產(chǎn)黨》。

　　對愛了一輩子的兒童詩，圣野有自己的標準與理想。他說，某些作家、理論家把兒童文學貶稱為“小兒科”，把兒歌童謠看作不屑一顧的“小小兒科”，忘了我們以詩教著稱的中國，歷來都重視兒童歌謠的教育和傳播。“我們要通過童詩，把孩子培養(yǎng)成一個有理想、懂生活，懂得愛周圍的親人、朋友，愛自己的祖國的人。”

　　在《讓兒歌在大街小巷越走越寬廣》一文中，圣野寫道：“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人們進一步看清了兒童歌謠的獨特作用。蔡元培、沈尹默、胡適、劉半農(nóng)、鄭振鐸等一批社會名流，一再倡導兒歌的征集和創(chuàng)作，在北京大學建立起“歌謠研究會”，又創(chuàng)辦了《歌謠》周刊。他們珍視古人視兒童歌謠為“天下之妙文”(鄭旭旦《天籟集序》)的好傳統(tǒng)，珍視兒童歌謠在陶冶兒童情操中的微妙作用。革命家潘漢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也很重視兒童文學的作用，編了大量民歌童謠，創(chuàng)作了兒歌《狗誤我》，成了文學史上的佳話。

　　在圣野看來，兒童應(yīng)該有能力成為兒歌創(chuàng)作的主人，要鼓勵他們提起筆來寫兒歌，信任兒童的天籟，讓他們的奇思妙想、稚言趣語，通過他們自己的兒歌充分展示出來。“不要把詩和生活隔離開來，不要以為詩是高不可攀的。要讓小朋友生活在快活的天地里，他們才能夠?qū)懗鲈妬?。把他們關(guān)在房間里，就是把他們的想象力關(guān)起來了。一個開放的天地，能使孩子感到溫暖、感到快樂，感到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是最快活的。”

　　寫詩的時候只有三歲

　　在上海兒童文學界，三個為孩子們寫作的“老頭兒”——百歲圣野，九十九歲的孫毅、任溶溶是眾人的“寶貝”。

　　孫毅寫“圣野的詩”：是散步的詩，是休閑的詩，是瀟灑的詩，是快樂的詩；是不喊不叫的詩，是靜悄悄的詩，是無聲的詩，是眼睛的詩；是抬頭望見的詩，是低頭看到的詩，是左顧右盼的詩，是耳聞目睹的詩；是沉思的詩，是半睡半醒的詩，是癡迷的詩，是夢里的詩；是小鳥的詩，是小兔兒的詩，是小蝦米的詩，是毛毛蟲的詩……

　　圣野寫“任溶溶拜年”：打來個電話，就算拜年了/我們在電話里，說說笑笑，比上門拜年更親/你告訴我，屬豬，豬比狗，更胖一點/我能想象得出，你又胖又和氣的，快活的面容。

　　任溶溶則說圣野——“對詩的熱情，世界第一!”

　　因為天真，所以不老。圣野說，自己寫詩的時候，只有三歲。“一般人是希望越變越大越老成，我主張越變越小。我寫的詩也越寫越小，原來是寫給少年的，后來是寫給兒童的，最后是寫給娃娃的。”

　　兒童文學作家金波說，他羨慕圣野的生命狀態(tài)，因為圣野永遠保持著對生活的新鮮感，這就使他有寫不完的詩情畫意。“他詩意地感受生活，一旦表達出來，就被詩人心靈化了，就是詩了。雖然有時未免顯得倉促，但永遠帶著詩的感覺表達出來的，是可貴的，也是美麗的。”

　　如今，圣野的聽力不太好，和他說話必須湊在耳邊放大音量。但只要一開口，圣野的話題還是三句離不開詩。他說：“詩與散文的結(jié)合很重要。我過去寫的東西，就是詩與散文，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這是圣野自己命名的新文體——“新長短句”，介乎詩和散文之間，意到筆隨，長短隨意，行云流水，無拘無束。他說，“新長短句”雖以散文的形式出現(xiàn)，但本質(zhì)上還是詩，只是讀起來更多了流暢感和抒情味，“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給人目不暇接的愉悅感。

　　過去，他總是一邊走路，一邊構(gòu)思，有了詩就停下來寫，走走停停，有長有短，走的路多了，詩也寫得多了。他帶著這些“新長短句”走到孩子們中間朗讀，這些熱情而奔放的詩句，像火柴一樣點燃了孩子們的靈感。在孩子們交上來的一揮而就的作業(yè)本上，他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山火。

　　離開了兒童，離開了兒童詩，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干什么。2003年，夫人方彩香過世后，圣野購置了一臺復印機，把自己的書房變成編輯部、印刷廠，開始自編自寫自印一份叫《詩迷報》的小報。每份《詩迷報》寄托著他對老伴的懷念和詩的夢想，送往各地詩迷手中?！对娒詧蟆忿k了372期，圣野說，他喜歡做這件事。

　　盡管如今以居家為主、外出不多，但在詩的國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遙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詩化家鄉(xiāng)、詩化中國”的夢想。他向記者建議，要重視上海的地域風格，到民間汲取營養(yǎng)，“要是有心人能做這件事，把上海人習慣說的話(俚語俗語等)收集起來，那就好了”。

　　圣野寫過一首關(guān)于夢的詩——“爺爺裝著一船夢，一船詩，到水汪汪的夢鄉(xiāng)，睡覺覺去了/沒有人，會到爺爺?shù)膲羿l(xiāng)，偷爺爺?shù)脑?因為夢鄉(xiāng)里是沒有小偷的，住的都是用詩自賦的公民。”

　　我們看不見圣野的夢境，但他的夢里，必定色彩絢爛：孩子們的鵝黃、少年們的嫩綠、年輕人的天藍、老年人的橘紅……對了，這也是圣野的詩。他寫道：“所有不同顏色的人們，走到一起來吧，讓我們匯成一片大紅大綠，給我們這一個時代，最最鮮麗的顏色。”

　　圣野

　　1922年2月生，著有詩集《歡迎小雨點》《春娃娃》《圣野詩選》等40余部，散文集《媽媽的叫聲》《詩緣》等，評論集《圣野詩論》等；主編《中國兒歌大系》“華東卷” 等百余部兒童文學讀物。2009年獲第23屆陳伯吹兒童文學杰出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