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有言：“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如果按這個說法，迄今為止，湖南所有大學，都抵不過只辦了一個學期的長沙臨時大學。

據(jù)統(tǒng)計，西南聯(lián)合大學共走出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這些人很多都曾是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長沙臨時大學本就是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前身。兩所大學看作一體，也未嘗不可。西南聯(lián)大的校歌里，有這么一句：“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指的便是在長沙臨時大學這段彌足珍貴的時光。西南聯(lián)大的校慶日11月1日，也是長沙臨時大學唯一一個學期的開學日期。

臨時大學就像一個爐火通紅的鐵匠鋪，把清華的鐵、北大的錫、南開的鉛，融合打造成一個整體，然后再搬運去了云南昆明。西南聯(lián)大后來那種既聯(lián)合又區(qū)分、各有側重的辦學模式，正是在長沙形成的。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清華的校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宗旨；“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是南開的精神。三所大學的辦學風格糅雜在一起，便是長沙臨時大學的味道。都說南開穩(wěn)定如山，北大包容如海，清華智慧如云。三校被時人稱道的特質(zhì)，是互斥還是互補，就看“寡言君子”梅貽琦、寬厚長者蔣夢麟、實干專家張伯苓具體如何操作了。

后來梅貽琦主持西南聯(lián)大，蔣張則呈退隱之態(tài)，這是在長沙就形成了的格局。相對北大的猶豫不決（很多師生反對南遷）、南開的無可奈何（學校已被炸成斷壁殘垣），清華南遷政策執(zhí)行得最堅決，來長沙的師生，比北大和南開加起來都要多，并且早在1935年，清華校方就深感華北時局不妙，便在長沙岳麓山下大興土木，建造清華理工研究所，可惜南遷之時尚未完工。

長沙臨時大學的主教學樓是租借美國傳教士在芙蓉區(qū)韭菜園創(chuàng)辦的圣經(jīng)學校，如今仍保存完好，屬湖南省政府二院三辦公樓。因為地盤太小，除教室和辦公室外，里面僅能容少數(shù)教職工居住。大部分師生則分散居住在外面。男同學借住四十九標營房，女同學借住涵德女校。部分理工科放在河西湖南大學。文學院兩百余師生則干脆遠移南岳圣經(jīng)學校。圖書館與實驗室什么的，則是與湖南省國貨陳列館和湘雅醫(yī)學院等單位合用。總之，這是一所沒有圍墻，甚至沒有自己地盤的大學。

但這所大學有胡適、吳有訓、施嘉煬、方顯亭、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梁思成、林徽因、吳宓、陳寅恪、潘光旦、金岳霖、葉公超、楊石先等后人耳熟能詳?shù)拇髱煛?937年下半年，平津淪陷后，這些人聽從政府號令，紛紛奪城出逃，如過江之鯽，齊聚長沙，使得長沙的文化氣息一時熾盛無雙。

臨時大學共收容三校流亡學生1120人，同年還擇優(yōu)錄取了114名新生和218名他校借讀生。這些年輕人都是心志堅毅、目光遠大之輩，只要沒有犧牲或夭亡，絕大多數(shù)都成了各個領域的專家。想一想，就不會覺得奇怪，在“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歲月，這些人仍踔厲奮發(fā)，自強不息，堅信中華民族仍有未來，堅信今天所學，日后還能為祖國所用，這份格局與眼界，就很了不起。

他們選擇與學校在一起，其實就是選擇與祖國、與社會、與時代在一起，選擇與四萬萬同胞共度時艱。作為學子，當時只有在學校，才能保持與祖國的血肉聯(lián)系。退可以埋頭苦學，進可以隨時加入各種抗日救亡團隊。

對那個時代的學子來說，聚是一團火，是可以做到的。但散作滿天星，卻很難有那樣的自覺。如果選擇留在平津，或返回家鄉(xiāng)，再或者漂亡國外，他們很可能因為種種無奈現(xiàn)實，而心氣散盡，最后隨波逐流，泯然于眾。甚至一不小心，就會站在祖國和人們的對立面。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學子們只是柴薪，不能自燃，需要借助社會的熔爐，才能燃起熊熊大火。且看臨時大學僅有的一個學期開設了什么課程？物理系開設了“實用無線電及實驗”，化學系開設了“國防化學”，土木工程系開設了“軍事運輸”“軍用橋梁”“軍事衛(wèi)生工程”“飛機場設計”，公共課開設了軍事訓練學科與術科等等，很顯然，這些都是應時而生的學科，既能深入學習，探究高深理論，又能直接投入到戰(zhàn)局的實踐中。正逢國難，這樣看著就用得上的知識，誰不會求知若渴呢？

除老師授課外，臨時大學還經(jīng)常外請知名人士來學校講座。比如請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大公報》總編張季鸞以及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白崇禧來講戰(zhàn)局、形勢、軍情和戰(zhàn)略，也請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來宣講延安抗戰(zhàn)情況，甚至還邀請獲釋不久的共產(chǎn)黨前總書記陳獨秀講國際關系與形勢。正是這些與時局有緊密關聯(lián)課程的開設，使得臨時大學很多學子后來都投筆從戎了，尤以工科最多。延安八路軍也大受其益。

從這方面來講，移遷衡山腳下的文學院，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盡管教授馮友蘭在后來的回憶錄里信誓旦旦，說在南岳三個月的學術氛圍比三所大學任何時期都要濃郁。并還引用了一個學生的話作例證：在南岳一個月學的東西比在北大一個學期還要多。但我總覺得，這樣鉆進山里憑記憶去尋章摘句，對于剛失去首都南京的“亡國奴”而言，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文學院開設了什么課程呢？“詩經(jīng)”“新理學”“莎士比亞戲劇”“楚辭”“陶潛詩”“佛教史”“音韻學史”“語音學”等等。沒錯，都是一些天地佳句、古今至理，跟時局基本挨不上邊。

和平時代，文學的功用只能呈隱性，潤物細無聲。戰(zhàn)亂年代，文學才能翻江倒海，與政治結盟，喚醒民眾，橫掃一切腐朽反動勢力。這方面，延安的魯藝做得就比長沙臨大、以及后來的西南聯(lián)大要好得多。魯藝出品的工農(nóng)兵文學，可以自豪地說，它們?yōu)榻⒁粋€新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西南聯(lián)大的人文大師們卻很難拍著胸脯說，自己的作品對當時戰(zhàn)局產(chǎn)生過多大影響。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戰(zhàn)亂年代適合創(chuàng)作，不適合治學。創(chuàng)作需要激情和深入時局，同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治學則需要心平氣和、超大圖書館及足夠多的資料。

除清華、北大、南開外，其實當時遷湘學校還有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北平民國學院、國立杭州藝術?？茖W校、山東省立戲劇學校等等，他們成立了各種文藝團體，在長沙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大眾文藝高潮，然而這一切卻與臨時大學文學院的學子沒多大關系。

南京失陷后，敵寇兵鋒直指武漢和長沙，1938年2月下旬，長沙臨時大學不得不分三路西遷昆明。昆明地處云貴高原，四周群山疊嶂。另有滇越、滇緬兩條國際交通線，既可退守，又能聯(lián)絡外界。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4月底，最后一路——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步行抵達昆明，長沙臨時大學完成它的使命，從此消失在時光深處，成為湖南乃至中國歷史天幕上閃亮的一顆星。